金权政治与腐败:以台湾地区民进党执政时期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宗昊,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30; 黄宗昊,上海交通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上海 200030 黄宗昊,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出处:
台湾研究集刊

内容提要:

“金权政治”一般来自政商关系的扭曲,出现了以权牟钱或以钱买权的现象,特别和执政者或官员的贪污腐败密不可分。台湾地区在之前民进党执政时期腐败严重,特别是陈水扁及其家族、亲信弊案缠身,多人遭法院判刑,迄今身陷牢狱。民进党时期的金权政治源自台湾地区“少数政府”的政治局势,执政的民进党并未取得立法机构多数席位的支持,仅凭行政权建构出的片面政商关系,沦为以地区最高领导人为核心的“个人化网络”,并主要服务于地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利益。扭曲的政商关系不但为陈水扁的家族、亲信收受贿赂大开方便之门,也干扰了政策过程,对台湾地区当时推动的金融改革带来严重弊端。台湾地区的负面经验值得借鉴,国内陆续推动的“从严治党”、“建构新型政商关系”和“简政放权”等措施有助于解决金权政治和贪污腐败的问题。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1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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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6)03-0033-10

       一、前言

       “金权政治”(money politics)一般来自政商关系的扭曲,出现了以权牟钱或以钱买权的现象,特别和执政者或官员的贪污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提到之前台湾地区民进党执政时期的政商关系,台湾社会普遍有强烈的负面印象。特别是地区最高领导人陈水扁及其家族、亲信弊案缠身,除引发强烈的社会抗议声浪之外,也陷入长期的司法诉讼之中。①扣除掉围绕着丑闻与花边新闻的媒体报道之外,大陆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并不多,研究成果较少,主要只有王建民和李秘的研究。②目前大陆深化群众路线、力倡廉政建设、严打贪污腐败,对台湾地区相关经验的研究与借鉴,格外具有时代意义。

       金权政治和政商关系的扭曲密不可分,政商关系源自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会在权力结构的引导下建构成形。另一方面,政商关系又会影响政策过程,政商关系一旦扭曲,往往会对特定经济领域的治理表现造成负面影响。本文认为,民进党时期的金权政治源自台湾地区“少数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的政治局势,执政的民进党并未取得立法机构多数席位的支持,仅凭行政权所建构出的片面政商关系,沦为以地区最高领导人为核心的“个人化网络”,并主要服务于其个人利益。扭曲的政商关系不但为陈水扁的家族、亲信收受贿赂大开方便之门,也干扰了政策过程,对台湾地区此时推动的金融改革带来严重弊端。

       本文第二部分,借由梳理东亚地区金权政治的研究,提出“权力结构-政商关系-经济治理”三位一体的分析架构;第三部分说明在民进党时期,何以台湾地区会出现“少数政府”的权力结构;第四部分分析此种权力结构如何扭曲政商关系,导致“个人化网络”的出现;第五部分探讨受不当政商关系祸害最烈的政策领域——金融治理,这也是民进党时期金权政治最具体的写照;最后提出综合性观察,以及对大陆的借鉴意涵作为结论。

       二、东亚金权政治的研究

       中国地处东亚,由于地理和文化的接近,借鉴东亚国家金权政治的相关研究文献,对于提出本文的分析架构有所启发。金权政治的文献关注执政者如何运用权势进行贪污,以及当权者和企业之间如何进行利益输送。东亚金权政治的研究在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蔚为显学,起因于部分学者和国际组织将危机归咎于受灾区不当的政商关系与金融治理。③有趣的是,台湾地区很少在相关文献中被提及,也许和台湾地区在危机中受创相对轻微有关。

       在相关研究中,最负盛名的应该是康灿雄(David Kang)在2002年的著作《亲信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中,探讨韩国和菲律宾的贪污与发展。他认为韩国在1980年代中期民主化之前,贪污的类型属于“相互绑架”(mutual hostages),政商双方势均力敌,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贪污的数量,有助于韩国经济发展。菲律宾在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独裁时期(1972-1986)形成了“掠夺性国家”(predatory state),政商力量失衡,国家大量向企业索贿,阻碍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在书的结论部分,康灿雄也提到了台湾地区的情形。他认为台湾地区虽然与韩国的政经脉络不同,但大体上也可归类到“相互绑架”的类型中。④由于只是在结论中顺带一提,没有着墨太多,且他对台湾的观察主要基于1990年代之前,没有触及当前的发展,这正成为本文欲研究并可加以延伸的部分。

       约翰斯顿(Michael Johnston)的系列研究对东亚的金权政治进行了更为全面且深入的探讨。首先,他提出“根深蒂固的贪污”(entrenched corruption)的概念,认为有别于健全社会偶发性的贪污,此种贪污已牢牢镶嵌于特定社会情境(social setting)之中,贪污既是该情境衍生的产物,同时该情境还会让贪污一再出现,因而是最难对付的一种政治顽疾。⑤其次,在此概念的基础上,他按照“参与”(participation)和“制度”(institution)的不同特征,建构出四种贪污模式的理念型(ideal types),或者他称之为“症候群”(syndromes),包括:市场影响(influence markets)、菁英联合(elite cartels)、寡头集团(oligarchs and clans)、官员大亨(official moguls)等。⑥最后,他将13 个亚洲国家依序归入这四种类型,并以日本、韩国、菲律宾、中国大陆分别作为四种类型的代表,深入讨论了四国的个案。⑦遗憾的是,约翰斯顿并未将台湾地区纳入讨论,本文的发现正好可以与他发展出的理念型对话,将台湾的经验纳入更宽广的东亚区域脉络中进行比较。

       约翰斯顿和康灿雄等人的研究带给本文两点重要启示。第一,约翰斯顿提出“根深蒂固的贪污”的概念,呼吁关注发生贪污的社会情境。由于金权政治主要探讨不当政商关系中以权换钱或以钱买权的现象,权力结构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社会情境,所以本文将重点关注政商关系是在何种权力结构下遭到扭曲,以致发生金权政治的贪污腐败现象。第二,康灿雄认为贪污的形态会影响经济发展,这提醒了研究者应注意金权政治的政策影响。不当的政商关系容易扭曲政策过程,影响特定经济领域的治理表现,产生不利发展的严重后果。在民进党时期,台湾地区受政治力不当介入最深的经济领域首推金融治理,因此本文将探讨的焦点集中于此,试图说明金权政治是如何扭曲金融改革过程,带来严重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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