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制”到“虚无”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中国文学批评

内容提要:

“强制”论是当下批评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它所隐含或对应的是“弱化”或“淡化”。后者可谓后时期或后之后的“新常态”,其虚无主义倾向不言而喻。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形色色的后主义客观上顺应了资本逻辑和跨国公司的利益诉求:“去意识形态化”、“去二元论”,无论有关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初衷如何。这当然是大而化之的一种说法,并不能涵盖实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问题是,别人并未“强制”或“虚无”,而是我们不同程度地自我“强制”、自我“虚无”了。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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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索寓言》中有一则《驴子和小狗》的故事,说的是,驴子羡慕小狗不劳而获,于是也学着小狗的模样去乞人欢心。它摇头摆尾、又蹦又跳,结果被痛打一顿并关进了马棚。某些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于我们或亦如此。张江教授斥之为“强制”,然而它们又何尝不是“虚无”呢?譬如,所谓客观主义的“零度”说或“去意识形态”的戏说,基本上都是对作家意图的规避,进而也是对社会责任和崇高、庄严等传统价值的嘲弄。戏说作为一种狂欢形式源远流长,但在后结构主义时期达到高峰,并在所谓“后”之后继续盛行,其虚无主义倾向不言而喻。

       虚无主义的更大表象是无限的多元化和相对说,其载体和目的却是消费主义。面对来自西欧的经典文化及苏联意识形态,美国所推行的正是大众消费文化。用著名法籍美国学学者马特尔的话说,“美国文化通过娱乐产业和大众文化获得了最显著而且数量最多的影响力,主要归功于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百老汇商业戏剧和文学畅销书”;①跨国公司在制造产品时充分注意到了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人的需求。而跨国资本正是美国式大众文化觊觎世界市场的“去意识形态”、“去二元论”、“去中心化”的物质基础。鉴于有关虚无主义其然已有较多讨论和针砭,本文将聚焦于其所以然:文化消费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天然矛盾。

       先说“强制”。张江的“强制阐释”论②至少有几层涵义。一是规避,即脱离文学实际;二是偏激,即主观臆断或过度阐释;三是教条,即用一个模子装所有的水。并将“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总结为四条:“一是场外征用。在文学领域以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场外理论的征用,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性,文论由此偏离了文论。二是主观预设。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背离了文本的原意。三是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四是反序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③关于批评脱离实际,又被归结为“话语转换”、“硬性镶嵌”、“词语贴附”、“溯及既往”。然而,所谓“强制”归根结底是同一性,即以某种强势话语、方法压制和淹没其他话语、方法。这对我们的话语体系有破坏作用,但我们的核心价值也是一种同一化诉求。这是一对矛盾,尽管目的不同,意义有别。

       但问题是,别人并未将“强制”或“虚无”强加给我们,而是我们对自己进行“强制”,自我“虚无”了(两者存在古往今来庶几无限庞杂的各种主义和方法)。笔者这里主要说后者。

       首先,“虚无”的最大表象是多元和相对。面对来自西欧文化及苏联意识形态的“强制”,美国在二战以后慢慢发展起来的大众消费文化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其次,马特尔所说的大公司其实就是跨国公司。它们在制造产品时充分注意到了不同民族、群体、个人的需求。而跨国资本正是美国式大众文化“去意识形态化”、“去二元论”、“去中心化”的基础。在此,我不妨举例如下。

       (一)资本逻辑:有奶便是娘

       对于“奶酪”热,我们应该记忆犹新。如果说传统文化是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现今的快餐文化似乎恰好相反。我想这大抵可以从《谁动了我的奶酪》来窥见一二。首先是商业运作、商业炒作,譬如股票或者名目繁多的有价证券;又仿佛任何一种商品,比如汽车,又比如家电、服装甚至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苗条霜或丰乳膏。只是未必名副其实而已。在文艺领域,好莱坞称得上是开路先锋,麾下“大片”几乎都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典范。这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其次,不能否认斯宾塞·约翰逊的“奶酪理念”有着比较突出的现实意义。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信息的时代、变化的时代,而且这种变化同时印证了一统江湖、一日千里的说法。它的一元性指向和变化速度完全是几何级的。人们不但可以一夜暴富,变成比尔·盖茨,也可能一觉醒来一贫如洗。就近而论,下海、下岗以及各色利益调整和地位变易天天都在大呼小叫中发生。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说的就是这个。然而,渐渐地,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一种情况。这与前现代社会相对静止、稳定的状态全然不同。日出而作,日入而卧,信而有证,薪尽火传的生活方式迅速成为神话。面对变化,无论情愿与否,恐怕再没有人可以高枕无忧了。而约翰逊的“奶酪理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当然,这种理念本身并不新鲜。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就不乏类似理念。拿成语而言,我们即可随手拈来“未雨绸缪”、“与时俱进”、“随机应变”等,还有反义而用作批评的“守株待兔”、“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等。而且,其中有些成语还是由寓言演化而来的。

       约翰逊的“奶酪”其实不过是个寓言故事。而且,从寓言的角度看,它又过于简单、幼稚,缺乏传统寓言的文学价值。拉封丹的《知了和蚂蚁》就比它高明。而我们老祖宗在《守株待兔》一类寓言中则仅用两三行字就超越了这个又长又臭的“奶酪故事”。不就是两只相信直觉的老鼠和两个头脑复杂的小矮人失去“奶酪”、寻找“奶酪”的故事吗?故事的内涵外延都很简单,无非是遭遇突变之后的态度。是“听天由命”、“消极等待”,还是“与时俱进”、“随机应变”?活人哪能被尿憋死?这其实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对于生活、工作等都有一定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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