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6-04-007 今天我们说到“诚”，往往会想到诚实、诚信、真诚这些日常语义，其实，在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诚”的涵义要丰富复杂得多。在古典学的视域中，“诚”不仅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人生经验的一种伦理化总结，更是思想家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囊括了传统的德性之学、本体之学、工夫之学的核心内涵，体现了古人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的理论见解，尤其传达出古人在精神生活、审美境界方面的理想追求。因此，发掘和阐扬“诚”的思想内蕴，不仅能够还原中国传统学术的固有民族特质，同时，又能为现代社会的补偏救弊提供一种正面的精神动能，为当代人的精神寄托、灵魂安顿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思路。 就目前文献所见，孔子之前的《诗》《书》中，没有“诚”字出现，但常见的“恭”“敬”“昭”“明”等字，亦蕴含有“诚”的思想意味。譬如《诗经》讲天之“诚”，《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於穆不已。”[1](P583)《周颂·臣工》：“明昭上帝，迄用康年。”[1](P591)《诗经》讲人之“诚”，《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1](P452)《大雅·大明》：“昭事上帝，聿怀多福。”[1](P507)《尚书·尧典》讲“敬授人时”[1](P119)，《尚书·立政》讲“宅心”“俊心”的“以敬事上帝”[1](P231)，说的都是人之“诚”。孔子未明言“诚”①，但“诚”这一概念所内蕴的忠信、笃敬、正直等品格，却为孔子所称道。《论语》“言忠信，行笃敬”[1](P2517)“笃信好学，守死善道”[1](P2487)“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P2463)”等表述，均与“诚”的意义有关联，或交叉。由此可见，从日常经验层面，孔子将其视为德性的优先部分加以褒扬，从其论述中，尚未看到哲学层面的提升。同样的情形，在郭店楚简也可以看到。在《性自命出》篇中，多有论“信”的文字，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在谈论“情”“言”等时，均以“信”为规范，如“凡声其出于情也信”“信，情之方也”“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2](P106-107)。学界一般认为，郭店楚简在战国中期或之前，《性自命出》篇的年代大概也在同一时期，这与更多关注“诚”的《中庸》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在一些较为常见的解释中，认为“诚”与“信”同义，譬如《说文解字》：“诚，信也，从言成声。”[3](P52)《礼记·乐记》：“著诚去伪。”疏云：“诚，谓诚信也。”[1](P1537)但就目前所见的早期文献来看，古人对于“诚”“信”的理解，建立在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上，作为伦理规范的“诚”，大都处于日常经验层面，哲学层面的意味尚不明显。 关于君子的德行事业、道德文章，《易传》“修辞立其诚”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其中“修辞”“立其诚”的各自含义及其相互关联，历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周易·乾·文言》：“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1](P15)齐梁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祝盟》论及祝辞时，引用“修辞立其诚”的说法：“凡群言务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媿。”[4](P375)又云：“立诚在肃，修辞必甘。”[4](P385)刘勰所论的“修辞”，大体为“修饰言辞”之意，是指虽然别的文体可以崇尚华饰，但祭祀祝祷用的祝辞和盟誓，文辞要朴实，且内心要虔诚，务求尽善尽美。对于“修辞立其诚”，唐代的孔颖达从文治教化角度进行解释，《正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1](P15-16)按照孔颖达的内外之分，则“修辞”为外王之道，“立其诚”为内圣之道，两者“内外相成”，是并行不悖的关系。 孔颖达的说法影响很大。宋末的王应麟认同孔颖达的内外之说，并进一步提出“养诚”的说法，他认为：“‘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易》以辞为重，《上系》终于‘默而成之’，养其诚也；《下系》终于六‘辞’，验其诚不诚也。诚非止言语，今之‘文’，古所谓‘辞’也。”[5](P1-2)虽然王氏关于“以辞为重”和“养其诚也”之间关系的表述，不甚清晰，但他以《系辞》上、下的末句为例，强调“养诚”的重要性，这一层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在他看来，若能“养诚”，虽无辞亦可取信，反之，则修辞十分重要，且修辞必须要立诚。对于“修辞立其诚”的理解，宋代理学家另辟蹊径，他们取法《周易·震·象》“修省”的说法，譬如程颢认为：“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8](P52)朱熹认为：“修省言辞，诚所以立也；修饰言辞，伪所以增也。”[9]尔后王阳明《与汪节夫书》《传习录》、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的解释，“修辞”均意指“立言”“为文”。今人尚秉和先生认为：“修辞者立言也。”[10](P24)凡此种种，大体上还是着眼于传统的修养功夫论层面，德性优先、诚意为文，这与儒学德行事业的内外之道结合起来，成为后世道德文章乃至修辞学的重要内容。或可注意的是，对于孔颖达的解释，今人周策纵先生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说明了两者的关系，也就是说“修辞”与“立诚”是“一外一内的两件事”[6](P422)。不过，饶宗颐先生《孔门修辞学》谈及“修辞立其诚”时认为，“修辞”属于美，“诚”包括了真和善，有真和善才有美之可言，有真和善然后可以“立诚”。所以，“修辞是知。立诚是仁。从修辞以立诚，正是合内外之道了”[7](P607)，在他看来，“修辞”是“立诚”的前提，两者是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