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空间转向”和空间理论逐步成为哲学和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关注的焦点。在学科互涉、知识播撒和文化研究的语境中，空间理论出场的合法性源自对长期以来对“时间——历史”知识模式的反思与调整，以及对空间本体生成性与实践性的理论确证。空间压缩、空间批判、空间政治、空间生产、空间表征、第三空间、主体空间、异质空间、审美空间等关键词都构成了以“空间”渗透不同知识场域的文化实践。“赛博空间”作为后现代空间转向和空间理论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使主体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转型，更是促使主体审美体验和美学形态的重构与转型。在全球化和电子信息高速发展的语境中，新媒体的声像传递、智能终端的超真实呈现、信息数据的多维链接以及主体之间的电子沟通，都促成一个崭新的数字空间场域的生成。由此构成主体生存中的多层次时空维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的传统物理空间，另一方面则是以数字终端和主体大脑公共构成的数字网络空间，同时则还会出现主体与设备高度融合的“VR虚拟空间”和“超空间”。加拿大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在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中便预示了以赛博空间为基础的数字革命和未来“伊托邦(E-topia)”场景。主人公凯斯将自身大脑神经与数字元件相联，进入到另类的广袤数字空间中自由遨游并完成任务。由此，赛博空间(Cyberspace)不仅具有“控制论(Cybemetics)”与“空间(Space)”的叠加之意，更是涵盖了科技理性与哲学理论的双重场域，成为主体和技术相互融合、感性和理性交相辉映的崭新空间。与此同时，因空间性与主体的感性体验和审美思维密切联系，且为文艺领域的审美空间拓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那么美学就成为空间理论的重要承载和学科互涉对象，二者的相生共赢共同塑造了空间的后现代审美文化面貌。“空间的结构问题，无论是在现代绘画、建筑还是雕塑中，都已成为20世纪中期文化中主要的美学问题。”①空间转向和赛博空间的理论新质不仅带来了文学和艺术自身的转型，更是促使审美主体、美学形态和美学价值的流变，给后现代美学的理论重构注入了新的话语资源。 一、“赛博公民”：审美主体、身体救赎与美的契机 赛博空间依托于数字技术、网络互动和人机界面形成极为宏大的后现代文化和知识场域，而其内在核心依然是技术与人文、主体与机器之间的“内爆”关系，并促使新主体的诞生。正如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所秉承的主体空间与空间的统一，赛博空间正是凝聚了自然、社会和主体等不同空间场域的“综合体”，是不同阶级、种族和性别以及文化相互交流的空间。无论是不同权力集团的话语争夺，还是多元审美文化的表征呈现，都通过数字技术的重塑将主体的审美经验落实在可感可触的当下生活经验之中。主体的审美经验、感性体验以及身体隐喻就构成阐释赛博空间的基本立足点。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在《赛博公民》中系统描绘了1990年代“人机交互”的数字神话景观。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中，研究者通过独特的可穿戴式电脑装备同自己的视觉、声觉和触觉相联，从而摄取到更加细微和更加遥远的视听信息，随后再通过主体大脑的筛选、归纳和制作，形成完备的电子数字资源进行使用和传播。由此，“赛博学家(Cyborgologist)”“赛博公民(Cyborg Citizen)”②的称谓逐步兴起并直接启发了赛博空间的文化研究脉络。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VR，全称为Virtual Reality)则促使赛博公民群体进一步扩大，将“人机交互”转向主体的感性体验，促使新的主体形态和主体实践的产生。在虚拟现实技术中，数字终端、计算机网络和新传媒工具营造出三维立体的虚拟环境(VE，全称为Virtual Environment)，呈现出多维动态的“仿真”效果，主体可以沉浸其中进行相关活动。虚拟课堂、虚拟景观、虚拟历史、虚拟建筑、虚拟旅游，甚至是虚拟性爱和虚拟战场等，这些都挑战着传统主体的存在方式和价值伦理，促使后现代时期主体的重构和转型。迈克尔·海姆曾经概括主体在虚拟现实和赛博空间中的活动特质，这几个方面分别为“模拟(simulation)、距离呈现(Telepresence)、身体沉浸(Full Body Immersion)、互相影响(Interaction)、网络交流(Networked Communication)”③，给主体重建提供了理论启示。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其相关产品逐步贴近平民大众和日常生活，使得主体的生活空间已经被高度仿真化的光影声色数字界面所笼罩。且不论市面上已经很流行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网络游戏、数字影视、数码相机等，它们都通过自身特有的数字功能完成主体面向赛博空间的沉浸，而最新的谷歌智能眼镜和HTC智能头盔则将数字界面与主体结合的更为紧密，更为虚拟现实技术的进一步延伸。HTC智能头盔(HTC Vive)于2015年3月2日在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亮相，同样是以可佩戴式电子设备与主体的感官进行融合，使主体获得沉浸式的审美体验。比如进行实地定位服务(LBS)、采用无线网络浏览网页、与他人进行语音和视频的联系以及实时上传相关的语音和视频数据等等。“界面是诸多重要社会和文化律动的汇聚点，因为它促成并介质了非正式的权力结构，以众多方式重构了日常实践，改变了身体与环境的关系。”④数字技术和赛博空间的高度发展改变了传统主客二分和神行膜拜的审美体验，以“仿像”和“沉浸”的方式给主体的审美观感和话语交往提供契机。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信息传达、主体和电脑终端以及数据库之间的选择和互动以及主体对网络“仿象”世界的沉迷都构成了崭新的“空间”场域；而且古典时期“单向度、一对一”的“线性”信息交流方式也正在被赛博空间所提供的“多角度，多对多”的“宽度”数字世界所替代。正如电影《黑客帝国》设置的双向平行空间：数字技术制造的是“正常的”“色彩缤纷”的日常生活场景，实质是二维码营造的“虚拟空间”和数码机器的规训；主体生活的世界则是地下的“锡安”城市，她是幸存人类生活和存在的“母体”，是真实存在的空间。《黑客帝国》对数字技术的焦虑昭示我们：赛博空间既是一个无限自由开放的领域，延展了主体的感官视野与体验空间；也可能沦为身体沉浸与主体迷失的“异托邦”。 无论是数字产品研发商积极的技术升级，还是文化领域对虚拟现实技术的焦虑反思，赛博空间都已经渗透进主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点。赛博空间的传播媒介虽然是冰冷的仪器设备，但是终端却联系着主体的喜怒悲欢；其设定场景虽然是高度仿像和数字虚幻，但是却真实地引发了主体的十年一梦、死生茫茫。网络文学的奇幻世界、网络游戏的异域空间、数字电影的人生百态、虚拟现实的多重身份，这些都参与塑造了主体全新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知识体系和信仰理念。众多的主体在此自由交往、不同的文化得以交流融合、相异的地理时空得以浮现碰撞、深刻的沟壑差异得以跨越弥合，呈现出主体走向后现代时期作为“后人类”新的精神潜能。当诸神隐退和理性膨胀之后，赛博空间给新主体的确立、新的生命状态和新的身体体验提供了知识资源。在现代性语境中，知识话语取得各自相对独立的学科场域，世界范围内也产生经济、政治以及民族、性别和阶级等方面的割裂，主体与主体之间以及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裂隙也愈加明显，而无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拯救方案，抑或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的美学策略，都将后现代性视为现代性的有效延续和理论反思，在肯定主体性的前提下完成生活、语言、图像或者空间方面的“自我拯救”。赛博空间作为显性的后现代事件，恰恰契合了理论家对现代性隐忧的反思，在确证主体性的前提下试图弥合知识割裂的场景，主体性价值也在“解构”“播撒”语境中得以重新延续。此种在赛博空间中形成的“新主体”代表了“后人类”努力前行的方向和趋势，他不仅呈现出充满生命激情和文化实践潜能的主体特质，更是成为主体解放和释放潜能的身体神话。“赛博公民”也正是指涉“人机交互”的新主体，主要确证了由数字技术、网络空间、身体体验和虚拟真实共同营造起来的“控制论式的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赛博公民借助于数字技术神话不仅呈现出开放性、多元化和自由性的特质，更是带来了文化体制和意识形态话语层面的主体反思。1984年，美国女性主义文化学者多娜·哈拉维在《赛博公民宣言》中树立了电子神话主体的形象，认为赛博公民已经通过数字信息工程渗透进生物学、免疫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中，成为对抗文化霸权和政治规训的生命个体，以及后现代时期“无所不能”的神话主角。赛博公民将主体性原则进行深化与重构的同时，也跨越了长期以来被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所建构起来的主体与客体、主体与技术、主体与他者之间的鸿沟，消解了语言、文字、霸权乃至图像和大众文化对主体的规训和压抑。在感性的沉浸、主客体的融合、身体的彰显和交往的自由中，获得了更为宽广的话语空间。“赛博公民是文本、机器、身体和隐喻——它们在沟通实践中理论化，又在沟通实践中结合。”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