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季粮荒中的“统销补课”

作 者:
葛玲 

作者简介:
葛玲,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1620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1955年春发生于全国各地的农村情况紧张,既有农业合作化过快的因素,也有统购统销导致的粮食紧张之影响。本文以广东地区粮荒应对为中心,在分析中央和华南分局的粮荒认识差异基础上,梳理了“统销补课”的地方实施过程。本文认为,以阶级分析方法实施“统销补课”后,广东的粮食销量虽有下降,荒情却并未缓解,表明粮食问题并非“叫喊”之乱,而是事实存在。针对广东这样的粮食紧张,中央早有预判,实施“统销补课”就是为让乡村适应粮情现实,以保障统购统销政策的常态化运行。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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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3-0169-12

       1955年春,全国不少农村先后出现以“宰杀耕畜”为表现的“情况紧张”。①3月初的中央指示认为,上述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②不过在情况“极度紧张”的广东,华南分局却认为是统购后的粮荒引起了上述问题,应对之策是“增加供应”。③中央虽未否认粮荒的存在,但认为除“生产不足”和“灾荒的影响”,主要还是供应混乱所致,并因此提出了“统销补课”的解决办法。

       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以来,春季粮荒即是每年的社会常态,有些地方还发生过抢粮事件。④不过目前学界对中共建政初期粮食政策的研究,多以征粮为主题,⑤较少提及粮荒及其应对。刘诗古在中南区减租退租的研究中曾讨论过春荒,但限于政治应对的分析,认为中共通过减租退租将春荒中的“政府—民众”冲突引向了“地主—农民”的阶级矛盾,⑥并未分析粮食层面的应对。陆洋、李甜对1949-1952年间海宁春荒的研究,也着重于生产自救等荒政措施的讨论,未涉及粮食政策问题。⑦田锡全对1953年粮食危机和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分析,虽是以粮食问题为主,主题却是政府如何通过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应对城市粮食问题。⑧迄今为止,学界真正围绕春荒及其应对讨论粮食政策的,还是对1955年农村情况紧张的研究。不过目前的研究只是视春荒为“三定”出台的背景,⑨注意到其对统购统销制度强化的影响,⑩并未讨论政府的粮荒应对之策。

       据杨奎松的研究,在看待1955年春荒成因问题上,毛泽东和陈云等人认识迥异。毛泽东的判断接近华南分局,认为主要是征购导致了春荒,因此要求压缩征购量,而且提出了“三定”办法;陈云则认为是统销混乱所致,应坚持“统销补课”。(11)从广东的实践看,虽然华南分局和毛泽东的认识相同,但在实际应对中却并未能坚持自己提出的“增加供应”,而是选择了“统销补课”。这样的认识与实践错位,是最初的判断出了问题,还是迫于实践的无奈?基层实践中的“补课”又以怎样的具体操作来应对粮荒?是否解决了问题?因为以往的研究或聚焦于“三定”的出台与实施,或关注中央内部的认识分歧,少有对地方粮荒应对实践的讨论,因此很难作出回应。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广东“统销补课”实践的研究,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

       一 供应之乱:粮食紧张中的“统销补课”

       “统销补课”和“三定”虽正式出现于中央的三月指示,实际上在2月初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已开始酝酿。李先念的会议报告,就提出了进行“统销补课”的要求。(12)但由于此时全国范围内的粮食问题尚未显现,加之中央的粮食工作重点又在推动购销制度化,(13)因此“统销补课”未受重视。

       但如华南分局的报告所言,广东的粮食紧张在“购粮运动后期”已经出现,因此相较全国,广东更早进入了统销环节。只是由于此时中央对“统销补课”的做法和目的都未详言,广东的粮食统销重点仍以增加供应来缓解农村紧张。华南分局粮食指挥部不仅在1955年1月13日表扬了大埔县合理供应的做法,(14)还于18日批评了英德保留机动粮、缩小供应量的行为。(15)为了保障基层能扩大供应,一、二两个月分局先后增加供应指标25548万斤和10000万斤。(16)这种应对办法,也符合分局“压缩库存”的要求。虽然此后中央给分局的批复要求纠正不该供而供的乱象,(17)但就在批复当天,分局仍认为广东粮食紧张的实质是农民口粮被购,统销时又因工作不摸底,“怕把粮食发下去,再有缺粮户就无法解决,也有的是对缺粮户越摸越多,更不敢把粮食发下去”。(18)此时分局虽未再提增加指标,但从其对各地粮食“供应过紧”行为的批评,足见这时的考虑仍是增加供应。

       中央三月指示将二月财经会议酝酿的“统销补课”正式提出,并且明确“补课”重点是“保证本年销量不被最后突破”。华南分局3月4日贯彻“统销补课”的紧急指示,思路已有调整,批评各地统销态度不认真,并明确供应指标不再增加。(19)3月10日分局又发文要求各地将统销量控制在指标范围内。(20)17日的第二份紧急指示,在重申指标无法增加的同时,开始将粮食问题的出现归结于统销中的放任自流、超销严重。(21)既然认定粮食紧张源于超销,统销思路的调整自在情理之中,“供应偏宽”开始成为批评重点。按照分局的新要求,非灾区供应只能以“适量”为准,灾区也只是做到“饿不死”(22)即可。

       在中央的认识中,粮食紧张的原因是供应之乱,“补课”的目的就是解决此问题。为贯彻中央意图,华南分局在要求压缩供应后,又在3月24日提出清退过去不该进行的统销,动员多买者卖回给国家或缺粮户。(23)4月21日吴汉杰汇报南雄县的统销时,就提及了五区五洲乡八联组在互助组长张国华带动下退出2100多斤粮食,并据此认为“四个联组也能退出8000斤”。(24)实际上中央指示虽指出了统销有问题,但“补课”的安排并非要追溯既往,华南分局的做法显然更为激进。不过类似行为并不限于广东,河南许昌就强迫农民自报退粮,甚至采用“包打余粮户”的办法,分工包干,轮流围攻。(25)山西汾阳县也提出二次统购,对此李先念虽认为这一做法不如发动群众合理压缩销量,但仍强调“工作基础好的地区是可行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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