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

作 者:
应星 

作者简介:
应星,男,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2249)

原文出处:
苏区研究

内容提要:

红四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的主力部队,其领导机构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并在党内和军内引发过激烈的争议。本文对红四军逐渐确立起以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来统一领导部队及其割据地区党组织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由此一方面探究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不同的体现形式和运作特点,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主力红军与从省委到特委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之间复杂的关系。本文对以红四军为代表的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的研究,旨在丰富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方式的建立过程的理解。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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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6.03.002

       一、导论

       红四军从1928年4月成立起到1930年6月成立红一军团为止,存在时间并不长,其主要领导人高度稳定。但红四军领导机构的变化却比较复杂,而且红四军内部为领导机构的设置在1929年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导致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毛泽东当时曾感叹:“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①既然就是那些人和那些事,怎么还会一波三折呢?

       红四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的主力部队,红四军九大上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对中共日后的建军方向具有指南针般的意义,因此学界已有众多的相关研究。但目前的研究主要把焦点放在1929年红四军召开七大到九大之间,研究的机构争议问题主要是前委和军委之争。②但现有的这些研究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甚为复杂。除前委和军委外,还出现过行动委员会和共同前委的形式,军委还曾被特委所领导,另外还有联席会议这种特别的领导形式。因此,我们需要增加研究点。其次,红四军领导机构中的某些矛盾远非始自1929年,而是从红四军一成立就开始出现了;③也不是随着古田会议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一直延伸到了1930年。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矛盾的焦点有所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延伸解释的时间链条。再次,红四军领导机构的争论,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看到的红四军内部的朱毛之争,而且还涉及到红四军与地方党组织之争,湖南与江西地方党组织之争,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之争。因此,我们需要增加研究面向。此外,如果我们把红四军与红五军的领导机构作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到红四军采用前委这种领导方式的特别性。那么,这种领导形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机构名称的问题,而需要循名责实,进一步探求名称背后的实质问题。本文通过研究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想探求的实质问题有两个:

       第一,民主集中制在军队内部与在党内的界限。自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以来,民主集中制在革命时期就一直被当作中共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但这个从苏俄布尔什维克引进的组织制度在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调适过程。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分别有不同的实现方式。那么,军队党的组织形态与地方党的组织形态到底有什么不同?军队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军队民主化的伸缩度到底在什么地方?

       第二,主力部队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中共革命与苏俄革命的一个显著差异在于,苏俄红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自上而下成立的,而中共军队是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由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共军队的性质被规定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必须承担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④但在主力部队帮助创造和发展特委以下的地方党组织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出现所谓以军治党、以军支配群众的“军事先锋主义”和地方党依赖军队的“尾巴主义”?⑤与此同时,主力部队在接受省委一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时,又如何能“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⑥而当省委或特委以横的关系与前委发生关系时,又如何能够保证军队和地方在行动上的协同一致?⑦

       本文按照红四军领导机构的历史变迁,分成四个时期来加以研究。

       二、红四军领导机构的前身

       红四军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组成。因此,我们先看这两支部队在合并前的领导机构。

       南昌起义部队最初由1927年7月27日成立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⑧这既是“前敌委员会”这个机构第一次出现在中共党史中,也可能是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旧军队进入作战状态时,前敌总指挥是一种常见的军事设置,如辛亥革命军、北洋军和北伐军都有过这样的设置。但中共创设的前敌委员会与旧军队里的前敌指挥部有两个重要的差异。首先,前敌委员会采取的是合议制,而不像前敌指挥部采取的是一长制。在前敌指挥系统里采用合议制,是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在军队的一种体现形式。其次,前敌委员会是党的领导机构,因此,其成员有很多都是政治领袖,而不像旧军队的前敌总指挥全系职业军事将领。如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成员是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⑨他们全系政治领导人,而主要的军事领导人贺龙(前委成立时尚未加入中共)、叶挺、朱德等都不是前委委员。不过,前敌委员会这种领导体制随着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的严重失利、前委成员的尽数撤离部队而终结。朱德带领的起义军余部并没有采用这种体制。从1927年10月底的大余整编到1928年1月,为了隐蔽,朱德部队采用的一直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领导体制。在1928年1月的湘南暴动中,朱德部队虽然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但仍然只设置了师长、党代表、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职,而没有建立师委或前委这类党组织。⑩所以,朱德在与毛泽东会师后,就发现自己带领的队伍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比较弱。(11)但朱德队伍也有其突出的优点:朱德的军事指挥经验丰富,部队兵多枪多,战斗力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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