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6)02-0109-06 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中，主流报刊一般分为商业报刊、同人报刊和党报[1]。总体上看，商业报刊以盈利为目的，与官方渊源不深。同人报刊因报人共同的理念而创办，颇受尊重。事实上，早期同人报刊因言论的需要，多“不谈政治”，但具有一定影响力后，多走向“议政”之路，官方基于舆论的需要，对一些同人报刊进行制度化管理，使其成为“政府喉舌”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某些同人报刊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走上了官立化的道路。这一过程牵涉到各方势力，并与政局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方面，《时务报》是一个典型个案。《时务报》从自办到官办及停办的过程，既体现出官方与中国早期报刊的复杂关系，亦展示了官方对待舆论的矛盾心理。 对于《时务报》的研究，学者在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报刊史等方面出现不同的成果，并形成政见不同、学术有异和管理矛盾三种不同的解释[2]。这对于认识报刊官立化的进程具有积极意义。一般而言，帝制时代的邸报起着上通下达的作用，士人往往通过邸报知晓朝廷的政治动态和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在“威权主义”媒介理论中，邸报是王朝权威的体现，非议邸报的行径被视为非议“政体”。随着新式报刊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关注新式报刊的舆论作用，这是邸报难以比拟的。基于新报在舆论中所起的作用，一些封疆大吏或提供经济支持，或强化政治保障，使之朝着有利于官方的一面发展。也就是说，官方对新闻事业的或捧或压，是为其政治服务的[3]。本文试图通过对《时务报》官立化及停办过程的考察，探讨官方与早期政论报刊之间的关系。 一、地方大员对《时务报》的襄助 清代邸报作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历代职官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等典籍中多有记载，其权威性也得到充分重视，张芾“非议”邸报遭咸丰帝斥责的事例多有援引，旨在说明邸报“政体”的重要性[4]。新报作为一种发端于传教士的大众传媒，在初创时期并未得到官方的关注。甲午战败，维新兴起，庶人清议，报刊作为清议的重要平台，开始为官方所瞩目，而《时务报》作为代表性的刊物，不仅成为思想纸的代名词，而且体现出政论报刊的制度化进程。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指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通上下中外”[5]。梁启超认为，新报“通上下中外”的作用有利于弥补邸报“上通下达”的弊端。《时务报》更是“敷陈剀切，援据确核，实能补塘报之不及，而兼综西报之长。”[6]甫一创办，《时务报》便具有官方的背景，《时务报》的告白多处打下了官方的烙印。如该报第16册“本馆告白”所云“本馆自出报以来，叠蒙京外大府提倡，又荷同志扶掖”[7]，就表明其受到地方政府的提倡和扶持。可以说，没有官方的支持，一份创刊不久的报刊很难在官场立足。因此，在第17册“本馆告白”中，《时务报》便对官方表达了感谢之意：“本馆草创半岁，迭承中外大府各省同志提倡保护，顷助款至一万三千余金，派报至七千余分。非借诸公大力，何以及此。”[8] 为增加发行量，一些封疆大吏主动为《时务报》推销。张之洞在《札北善后局筹发〈时务报〉价(附单)》中评价《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同时，他要求在其管辖内的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分。”[9]3317此外，浙江巡抚要求其治下官员以公款订购《时务报》，分发各级官员阅读，“俾肄业诸生，得资探讨，以长智能。”[10]大力推行维新运动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用公款订购《时务报》，希望全省各书院学生“次第传观，悉心推究”[11]。 一些政府官员不仅推销《时务报》，而且为《时务报》提供经济支持。如李鸿章一次捐二百元给报馆[12]。道员朱采“附助报馆经费百元”[13]220。根据闫小波的统计，对《时务报》捐款的人数达96人次[14]。其中大多数为各级官员和地方贤达，这些捐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时务报》财务上的困顿，为早期《时务报》的顺利发行提供了经济保障。 然而，黄遵宪认为报刊拥有官方背景未必是一件好事。在《时务报》创刊之前，黄遵宪在写给两位创刊者汪康年、梁启超的信函中就表达了这样的忧虑：“以吾辈三人计，弟身在宦途，尤畏弹射，然公然明目张胆为之，见义则为，无所顾忌。上年强学会太过恢张，弟虽厕名，而意所不欲，然一蹶而不复振，弟实引以为耻。但弟虑其费少不克久持耳，他非所恤也。”黄遵宪希望《时务报》“勿盛气、勿危言”[13]2334-2336。《时务报》的影响日渐扩大后，黄遵宪在写给汪康年的信函中再一次表达了这样的隐忧：“夫都中论者仍多以报馆为谤书，前刻某君来稿(大僚阅者尚少，然有日新月盛之象)，语侵台谏，乃当世所敛手推服者，则以为犯不韪。弟言偶失检耳，照章程例不论人，非有意也，此后当力守此诫。其他泛论之语，既事寝，不足介意也。又照章外来之稿应附卷末，此又误也。”[13]2351可见，黄遵宪希望《时务报》通过自我约束来赢得生存，从而能够在维新变法中发挥舆论的作用。 从官方与早期《时务报》的关系可以看出，地方督抚扮演着核心的交往角色，而清廷则缺乏最基本的认知和管控。一方面，地方督抚积极参与其中，或为《时务报》筹集经费、或积极推销《时务报》，采取“积极投入、非负面管制”的政策，《时务报》的发展步入黄金时期。此举无疑是以督抚利益为重，体现出报刊交往的地方性特色[15]。另一方面，清朝政府对维新报刊的认知还不深刻，表现出“威权主义”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