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方微博：形似公共领域和次私密领域的集合体

      从公共领域的角度来研究微博的论文并不鲜见，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政务微博的论文却是凤毛麟角。其实，西方研究中国政务微博的论文本就很少，即便现有的若干论文则主要是将其置于e政府的理论框架来审视( & Jiang，2014)；具体到我国，现有政务微博研究文献则以公共治理的视角居多，主要是为政府部门献计献策，如，畅通言路、营造沟通机制(瞿旭晟，2011)；提高官员媒介素养(王娟，2012)；选择合适的危机表达策略(梁芷铭，2014)，等。而倘若念及公共表达渠道有限等现实国情因素，公共领域不失为政务微博研究的有效理论视角之一。另外，现有文献中尚缺乏对政务微博内容所进行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张宁曾以2012年度“广州公安”微博发布文本为研究对象，不过，她是将微博文本置于公共关系的理论框架之下的(张宁，2013)，另有若干文献虽然涉足了政务微博的内容，但主要停留于个别的量化描述(梁芷铭，2014)。为此，本研究拟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成都等五个城市的政府官方微博内容为分析对象，以公共领域为理论视角，力求弥补公共领域视角在政务微博研究方面的缺失，并得以管窥我国政务微博在公共性上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

      从被称为“政务微博元年”的2011年以来，政务微博在我国一直呈勃兴之势。根据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的数据，我国政务微博认证账号(含新浪微博、腾讯两大平台)2012年、2013年分别为16.2万和19.5万个；截至2014年11月底，政务微博认证账号业已达到27.7万个，累计覆盖人数达43.9亿人(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2014：14)。以新浪政务微博为例，我国政务微博大体表现为三大特点：党政机构微博与公务人员微博齐头并进，不过到2014年，后者增幅趋缓，新浪2014年党政机构微博相较于2013年总体增幅为26.3%，而公务人员微博的增长比例仅为4.4%(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4：2)；就地域而言，政务微博整体发展呈现为两条“带状”，即从辽宁延伸至广东的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从河南、湖北延伸到四川的中部地区，而青海、西藏和宁夏等西部省份政务微博发展缓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4：20-22)；就职能部门而言，团委、公安、政府外宣部门的微博一直是政务微博的第一梯队。这样一种政务微博勃兴的局面，的确对微博空间形成了结构性的影响，目前微博空间业已基本形成微博大V、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三分天下的格局，以致有业内人士认为，“党和政府(借力微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夺回了互联网上的麦克风，夺回了一些突发事件和敏感议题的话语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24)，最典型案例之一就是2013年8月@济南中院对薄熙来案庭审的微博直播，使得微博庭审自此成为常态，有助于提升政务微博的社会影响力及其权威性。

      鉴于政务微博的海量内容，本研究拟将研究对象框限在城市政府官方微博，试图具体地回答如下问题：我国城市政府官方微博所发布内容主要是哪些主题？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来看，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政府官方微博？政府官方微博在公共领域方面呈现出哪些较为鲜明的特色与属性？这些特色与属性对于我们改进政务微博的公共性可能有哪些启示？

      一、文献回顾

      (一)公共领域与形式上的公共领域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的存在是以作为公权力的国家和作为私领域的社会二分为前提的，由集聚在一起的私人个体作为公众居于社会与政府之间，进行两者的勾连(Habermas，1989：176)。所以尽管“公共领域”作为概念冠以“公共”二字，但却从属于私领域而非公权力占据垄断地位的公领域。其主要特点有：向所有有兴趣加入公共事务讨论的人开放，与身份、性别、地位等因素无关；向所有公共话题开放，尤其惯于质疑那些政府权威机构具有垄断性解释权的话题。通俗来说，公务的决定需要在公共领域里进行辩论，公权的正当性需要在公共领域里得到证明。而且，公共领域还为避免公民权利遭到公权力侵犯提供机制性保障，继而为社会的民主与正义提供机制性保障。

      后来随着国家的日益社会化(societalization)和社会的日益国家化(stateification)，“公”与“私”的界限模糊了，在公共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众媒介日益商业化和以市场为导向，变成展示政府正当性和公司进行公关并推销消费主义文化的舞台，再现出文化工业的本质。其结果是，公众逐渐被逐出公共议题的讨论而变成看客，公共领域变成“私人组织、特殊利益协会、政党和公共管理部门”角力的所在(Habermas，1989：176)。换言之，“批判的公共性为操纵的公共性所取代”；相应地，公共领域渐变为形式上的公共领域(Habermas，1989：171)。

      形式上的公共领域主要有两种典型的表现形式。一种是满足于公共信息或者公共政策讯息的提供，但并没有或者很少有公共讨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其权威的正当性在公众面前所进行的展示，以取得舞台效应。另一种是提供日常生活的建议、私人困难的顾问，如，“别拿胖大海决明子长期当茶喝啦”、“十大黄金法则，帮你克服职场人际关系压力”、“12月最美旅行地，只有冬季才有的美丽，一定不能错过”。这些个人问题被带入公共领域，旨在创造一种诉诸接近性的私密色彩，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次亲密领域”(a second realm of intimacy)(Habermas，1989：172)。这种次亲密领域以人情味为原则，进一步将公众推向消费文化中去，形式上的亲民性达到了去政治化和类私人化(pseudo-privatized)(Habermas，1989：175)的效果，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和政治化被渐次消解。正是对这种次亲密领域以及个体化盛行的反思与警觉，所以鲍曼(Bauman)才认为，“公共空间越来越远离公共议题，不再承担它讨论公共议题的过往角色”，公共领域日益萎缩，日益为私生活话题所占据，形成“私”对“公”的殖民(Bauman，2000：40)，而形式上的公共领域尤为加剧了这种殖民势头。总之，如果说第一种形式上的公共领域是从本质上将公共领域转化为公共关系舞台的话，那么，第二种形式的公共领域则是从形式上将“公”与“私”模糊了，将公共领域与私密领域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从而最终导致“私”对“公”的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