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方言学研究与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

      一、方言学的基本思路和问题的提出

      （一）方言学研究是否需要语言地图

      藏语方言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如金鹏[1]、瞿霭堂[2]、江荻[3]、张济川[4]等学者的研究涉及多数方言土话，因此，似乎已搭建好藏语方言研究的基本讨论方法。但是，方言研究和方言学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管是什么语言，一般“方言学”会意味着与地理有关的方言研究，不过上面所提到的以往研究，几乎不考虑地理环境。以往藏语方言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是描写语言学及历史语言学，离开各个方言土话的地理关系也没问题，但所谓方言学则离不开地理概念。与地理直接有关的方言研究是地理语言学，按地理来了解方言土话的发展就是地理语言学的任务。格桑居冕、格桑央京[5]（P.1-2）也指出方言学的任务可分三种：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方言地理学。方言地理学就是本文所说的地理语言学，早已表明此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了解方言学的基本思路，还需从绘制地图入手。

      如果要绘制藏语语言地图，可以以往研究中所描写的资料（语音、词汇）一起放在地图上。为了提高地理语言学的讨论质量，所记录的地点应当越多越好。若以范围较小的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话，调查地点的数量就会更直接地关系到讨论的质量。下面将在东部藏区（甘肃甘南、四川藏区、云南藏区，大致与康区和安多的东部；即本文讨论的地理范围）的普查地点[6]和笔者的调查点分别绘制如图1和图2，并作比较。

      

      

      由此可见，笔者收集的资料已超过在中国1950年代实行的普查地点。虽然这些地点的密度仍然未达到一般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标准，但与普查资料相比，肯定会得到更好的讨论结果。绘制地图另有一个意义，是不知道地名和其位置，看地图可以了解到地图表示的语言现象。以往研究仅提供地点的名称，图1是根据以下地点的经纬度而绘制：夏河拉卜楞、夏河博拉、夏河美吾、夏河阿木去乎、夏河左盖、碌曲西仓、碌曲双岔、玛曲左日盖尼玛、卓尼、迭部、迭部色绕龙哇、舟曲、若尔盖、若尔盖巴西、松潘、松潘热务沟、红原、阿坝、壤塘、炉霍、道孚、乾宁所拉、德格、甘孜、康定木雅、雅江、巴塘、木里、乡城、得荣、德钦升平、德钦奔子栏、中甸、中甸东旺、维西拉普、维西大坡岗[6]。仅有地名，一般不会知道每个地方位于何处。虽然方言学研究要求一定程度的地理知识，但不可能先记好地名作为方言学研究的前提。

      除了地点数的多少之外，贺登崧[7]、Moulton[8]等以往研究都主张需要提高语音描写的正确性以利于更详细的讨论。加之，铃木博之[9]调每个资料上的语音分析尽量利用一个语音描写的框架，不得随便将基于不同的音系学理论的描写方式放在一起讨论。就此，本文的东部藏区地理语言学研究是对各地点做详细的语音描写，并以基于同一个语音描写框架等作为前提条件，以保证基础材料的客观性。

      （二）“康方言”有什么问题

      由于在中国藏语言研究中方言研究和方言学的差异分不清的原因，看起来有些方言学讨论方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探讨结果也不理想。传统的观点和通过方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两者之间会有差异，有些结论互相完全冲突。但实际上如果方言学研究的成果会对整个藏语语言学产生影响的话，就需要明确指出问题的所在。如在下文中将提到，传统的藏语方言研究中的“三大方言”的分类标准流传甚广，却不是很准确，因为三个“大方言”均包含着方言学上的问题，尤其是瞿霭堂[10]、Zhang[6]等整理的“康方言”这一框架，按照实际的语言情况已不能视为一个方言群。

      本文已有一个前提：不存在一个“康方言”，应把它视为两个语言级“语言组”，其下面有多个方言群。两个语言级“语言组”有几个名称，下面对比一下：

      

      “安多区康方言”包括川甘交界处的卓尼、迭部、舟曲、若尔盖铁布和巴西、九寨沟、松潘等地的所谓“农区话”。需要注意的是，西田龙雄、孙宏开[11]等把此“农区话”归为安多藏语中的下位土话组（将在下文详细讨论）。但这些地方的语言土话不可能只有一个来源，也不能把它视为一个“语言”，而是个语言组。

      本文第二部分将通过绘制语言地图仔细看看实际的语言多样性。第三部分将揭示为什么不能接受“三大方言”的分类，而可以分为几个“语言”。

      （三）类型学上的类似性与共同创新

      考虑“康方言”的问题，需要注意三个观点：共同创新、地理关系、历史关系。

      共同创新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藏语言学一般承认的“三大方言（卫藏、康、安多）”这一分类的标准。瞿霭堂、金效静[12]（P.61）三大方言所依据的语音特征整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