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时为中国国民党总理，在其逝世后以“总理研究”为名的孙中山研究，包括“总理遗教”、“总理行谊”等，即成为中国国民党或其执政政权下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1940年4月1日经国民政府明令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总理”一词改为“国父”；1947年12月中华民国施行宪政后，因《中华民国宪法》前言揭橥：“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孙中山研究持续推展。自1953年起，台湾高级中学开设“三民主义”课程，1954年大专联考开始实施，“三民主义”列为考试科目之一；大专院校亦开设“三民主义”，至1964年改为“国父思想”，列为共同必修课程；为选拔公务人员的高等考试、普通考试和特种考试等，视其考试等级，有“国父遗教”、“三民主义”等科目；自1970年代起，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和中研院陆续设置三民主义研究所，培养相关学术研究人才，使孙中山研究达到顶点。 一、孙中山资料的辑印 研究需要有资料，台湾方面研究孙中山的特点，在于拥有较其他地方丰富的孙中山个人档案与文献资料，主要典藏在前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党史会）的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党史馆）。1950年代初期，党史会在大陆时期累积的基础上，相继编辑《国父全集》、《国父年谱》两部孙中山资料，提供研究上的便利。 党史会于1950年起出版《总理全书》十册，嗣后于1957年、1965年、1973年、1981年四度增补改编，并正名为《国父全集》。1985年复出版《国父全集补编》一册，至1989年完成第五度整编，为现在通行之版本。全书共十二册，其资料选材，以党史会所藏之原始文件、直接资料及早期印本为主，并广泛搜集公私团体、个人保存之有关文书，加以校订考证，恢复其他各版全集错、漏字句之原样。直至目前，该书仍为孙中山全集中最完备之版本。 《国父年谱》的编辑，始于1930年代，党史会曾刊印《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征询各界意见，唯因战乱等因素影响，且当时尚无较完整之孙中山全集，内容不尽完善，始终未曾定稿。至1950年《总理全书》出版后，时党史会主任委员罗家伦以孙氏言行多可由全书中稽考，曾就其事迹之重大者，于1955年编辑《国父年表》，以便利各方查考，并展开年谱之编纂工作，于1958年10月完成《国父年谱初稿》。后经继续搜求海内外史料，接受各方提供意见，于1965年11月完成《国父年谱》二稿，即第一次增订本；嗣后陆续于1969年、1985年进行两次增订。至1994年适值孙中山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并以《国父全集》第五度整编早已完成多时，党史会遂进行《国父年谱》之第四次增订，于是年11月出版，即为目前通用的《国父年谱》。 除全集、年谱的辑印外，党史会复就所庋藏孙氏遗墨及照片，于1950年代起陆续编辑《国父画传》、《国父批牍墨迹》、《国父墨迹》、《国父图像墨迹集珍》等书，提供外界运用。此外，党史会并曾于1988年7月，影印出版孙氏亲书之《会议通则》（即《民权初步》）及《孙文学说》两书原稿，唯印制数量有限，未公开发行。 二、孙中山研究的发展 随着资料的刊印，孙中山相关研究亦有大幅度的进展，行谊方面，先后有傅启学《国父孙中山先生传》（1965年）及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1982年）两部巨作，对孙氏一生进行完整的陈述。其他以特定主题，如领导革命运动、与日本关系、联俄容共政策等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或论文，数量相当可观。1975年11月出版的《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一书，对于孙中山研究提供了全面性的介绍与分析。 思想方面，崔书琴《三民主义新论》（1945年）一书，虽然出版于抗战末期，但作者及出版社持续进行修订及再版，使该书成为早期孙中山思想研究的重要著作。嗣后因“国父思想”成为大学必修课程，以“国父思想”为名的著作大量出现，笔者检索台湾书目整合查询系统，共得218笔，其中有半数以上的出版时间在1970～1980年代，唯此类著作，多在诠释孙中山思想，以为授课之用，学术贡献并非其主要目的。 1987年7月，台湾方面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开放政党成立；2000年5月，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取代中国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三民主义”或“国父思想”作为教学课程、考试科目的必要性受到挑战。选拔公务人员的高等考试和普通考试于1995年起全面废考“国父遗教”或“三民主义”；1999年，大学入学考试废除“三民主义”考科；2005年，高中取消三民主义课程；1990年，教育主管部门宣布将“国父思想”科目改为“中华民国宪法与立国精神”，于1993年开始实施，1995年，大法官会议指出大学共同必修课程“违宪”，自此“中华民国宪法与立国精神”课程改为“通识课程”的民主法治等相关课程，大专院校中的三民主义教育走入历史。这一波废除“三民主义”或“国父思想”的考试与教学，从意识形态解放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为台湾在解严之后所必经的过程。至于中研院及几所大学的“三民主义研究所”，亦陆续更名为以“中山”为名的研究所，再更名为以“人文社会”、“政治”或“国家发展”为名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 随着高中“三民主义”、大学“国父思想”课程的取消，“三民主义研究所”的更名等，加上与孙中山相关的研究日益减少，台湾的孙中山研究陷入低迷的状况。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实际上这正是孙中山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契机。以往的孙中山研究，不可讳言在政治的影响下，多少有将孙中山神格化的倾向，而在政治力解除后，孙中山由“神”变“人”，不再是崇高、伟大、神圣而不容批判的形象，呈现出人性化的面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