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主持人语：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按照惯例，逢十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订于2016年11月13～17日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澳门理工学报》预先开辟“孙中山研究笔谈”专题，为即将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热身，很有眼光。我感谢《澳门理工学报》为此做出的努力。 参与笔谈的七位著名学者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韩国，一时之盛，名不虚传，唯一缺憾是没有欧美学者。我受邀为主持人，实不敢当。七位学者各有专攻，讨论深化孙中山研究，颇具建树，读后受益良多，深感孙中山研究前途可期。 孙中山是一位世纪伟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真正先行者，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国家，影响着所有中国人和全世界的华人华侨，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每逢国庆，他的巨幅画像面对天安门城楼摆放，万人景仰。对他的学术研究，像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影响久远的伟人一样，还要研究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之后，学者或许还会感到犹有余兴。 中国大陆和台湾，中国的周边国家，出版孙中山的著述，或与孙中山有关的各种资料，或者研究孙中山的各种论著，如果编成目录，可能是厚厚一大本。正如七位专家所评述的，有关孙中山本人的著述，现今学界搜罗已经非常宏富了，再有实质性的增加或者发掘，可能很不易。但是，孙中山生活的时代，内容极其丰富和繁杂，他活动的舞台极其巨大和宽广，他交往的人极其多且杂，与他有关系的史料也无穷多，有的已经发掘和整理，更多的等待发现和搜集。这方面，无论是中国大陆和台湾，还是中国周边国家和欧美，都有大可发掘的余地。因此，仅仅从史料搜集的角度看，也许一百年还搜集不完。这是孙中山研究可以长期做下去的一个基本的理由。 对孙中山思想的解说，对孙中山思想影响的认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可大大开拓，可能大大超过对孙中山本人著述的研究。孙中山活着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思想就有不同的认识。孙中山过世以后，中国国民党内，对这位创党总理思想的解读就是人各一样，有胡汉民的三民主义，有戴季陶的三民主义，也有蒋介石的三民主义，莫衷一是。 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共产党有共产党的三民主义。共产党认为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国民党认为三民主义无所谓新旧。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很崇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又有严厉的批评。他对资本主义有严厉的批评，但他主张要在中国发展有节制的资本主义。他的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评说各异。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随着祖国统一日程的加紧，随着中国发展道路的延伸，人们从孙中山思想中得到的启发不会减少，只会加多。愚意，孙中山是一个生活在时代巨变中的弄潮儿，他引领时代发展，他也受到时代局限，这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 主持人简介： 张海鹏，1939年5月生于湖北汉川。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同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等。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著、主编相关论著和资料集多种，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 历史研究中，人物研究较之事件研究、器物研究更具有时代性、对话性与阐释性。人物研究中，那些站在时代前列、涉及事件众多、影响广泛、兼具行动家与思想家身份的巨人的研究，较之那些跟随潮流、活动较为单一、不具有思想家身份的普通或专门人物的研究，更具时代性、对话性与阐释性。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为数极少的站在时代前列、涉及众多事件、有系统思想著作、影响广泛、兼具行动家与思想家身份的巨人，对于他的研究，远较其他同时代人更具时代性、对话性与阐释性。 所谓历史研究，包括人物研究，尽管表象色彩斑斓，内容千门万类，但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从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而言，无非两端：一是求真，追寻已经逝去的不可复制的真实，诸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人物的生卒年代、生存环境、社会关系等；二是索义，探索那些历史真实的意义。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求真的终极目的仍是索义，索义的前提与基础亦离不开求真。历史作为过去的存在，已经逝去，不能重演；反映历史真实的资料，无论怎么丰富，总是小于历史真相。因此，从求真角度看，历史资料的搜集与考证，是永无止境的。就此而言，孙中山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出于不同学者、不同部门、不同形式的孙中山选集、全集的编撰，内容翔实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的问世，不同主题的关于孙中山研究的专著出版，搜罗极丰、图文并茂的孙中山图册的出版，特别是与孙中山往来函电的搜集、整理与出版，都为复原真实的孙中山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但是，纵观孙中山一生的足迹，特别是他一些重要活动的关节点，对其重要活动的影响因素，都还有一定的资料发掘空间。 比如，从1912年到1925年的十四年间，除了出任临时大总统、流亡日本、到广州组织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等不长时间外，孙中山有大约九年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在上海居住期间，并不是国家领导人与政府要员，那么，他的安全是如何得到保障的？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在上海的家门口有巡捕站岗，安全有保障：“譬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门。”①那么，上海租界在这方面的制度到底是如何设计的，孙中山如何通过这一制度来确保安全？这方面还缺少深入过细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