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被香港史家严耕望推崇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①，足见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坛的重要地位。吕氏主要以研究古史名世，同时亦重视近代史，留下颇为丰富的近代史著述。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吕著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为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两份讲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为1943年在辅华中学讲课时的讲稿；《中国近百年史补编》(原名《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1946年5月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日俄战争》，曾作为“新时代史地丛书”之一，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八种》，在《吕著中国近代史》基础上增添了《国耻小史》、《近代史表解》。《国耻小史》为其早年所编史地通俗读物之一种，1917年列入“通俗教育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近代史表解》作于1950年代初。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著述，既有应课堂教学之需而编撰的讲义，亦有为因应时代需要而撰写的通俗史学读物，与深入的专题研究有别，或未能达到罗家伦所谓“科学的中国近代史”之要求，②然决非率尔操觚之作。因吕氏学养深厚，视野宏阔，具有通贯古今的史识，这些著述非当时“抄撮选辑，仓卒成书”的一些近代史书籍可比；其近代史书写亦难以归入所谓“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的惯常划分而独具特色，值得深入探讨。 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先天不足，难以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有识史家对学界详古略今之学风不无批评。梁启超表示，藐视近代史“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我想将来一部‘清史’一尤其是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何交代？”③顾颉刚也说：“以近代史的复杂与切用，实当许有人从事工作”④。然而呼吁与落实之间尚有相当的距离，近代史仍是较为荒凉的领域，似吕思勉这样投入近代史编撰的史家实不多见。 《中国近代史讲义》“绪论”指出：“事已过去而犹欲强而行之，则泥古之祸作矣。世之侈谈皇古以及理想太高者，其不可用即由于此。然则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矣”。⑤此处主要着眼于史学“致用”的功能而重视近代史。吕思勉并非遗弃世务的学者，他曾说：“对于现状不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⑥“欲知现在，必溯原于既往。明乎既往，即知现在之所以然，现在之所以然明，即事物之真相得，事物之真相得，则应付之术，不待求而自出。”⑦在他而言，讲授、撰写中国近代史重在追索当下问题的历史远因，自有书斋学者的那份现实关怀与时代担当蕴含其中。 “中国近代史”之兴起，源于现代意义的历史分期。⑧随着西式学术分科通过学科建制而确立，“中国近代史”作为史学分支学科渐具雏形，“近代”始自何时？成了书写近代史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如张玉法所言：“历史最大的特性是‘变’(Change)，历史分期的目的是在找出‘变点’(Turning Point)。”⑨时代分期更能反映历史的演变大势，但其分期界标却因着眼点不同而难以形成共识，不如王朝断代那么确定不移。吕思勉以明代中叶“欧人东来”作为“近代史”之起点：“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进而将近世史又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变政起，迄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⑩ 以“欧人东来”为近代起点，民国学人郑鹤声、陈登元、柳诒徵等人亦持此见。(11)不过吕氏将近代以戊戌变法为界加以划分，(12)则颇显独特。吕氏受进化史观影响，认为“人类的进化，纯粹是文化进化”；“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优劣”。他从文化变迁角度着眼，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时期：1、独立发展时期；2、受印度影响时期；3、受欧洲影响时期。几百年来，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其结果，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环境的剧变，恒在与一个向不交通的区域交通之时，”这种影响亦必将“及于中国”。他认为鸦片战争表面上因禁烟、通商而引起，实际上“则是中西的文化差异得甚了，自塞而趋于通，不可免的冲突的初步。”“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13)并指出：近代以来中国“革新之原动力有二：(一)士大夫，(二)平民也。前者恒侧重于政治之改革，后者则较易注重于社会方面，亦易倾向民族主义。前者，康有为等之主张变法维新代表之。后者，孙文之革命代表之。”(14) 对于“近代”的起点，吕思勉有自己的定见。但他为通史大家，注重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认为“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关系，欲强分之，正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一事也。……然事之真相难穷，而人之知识有限，就凡人识力所及，原因结果，要不能无亲疏之分，然则举吾侪认为与现在有直接关系之事，搜集而研究之，夫固未为不可也。所谓近代史者，其义如此。”(15)此处所强调者为“近代”界限之相对、模糊性，以及划分“近代史”的权宜性，不必亦不能太过拘泥。(16)吕氏的近代史叙事尤具通贯的眼光。他强调：“要讲中国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他论述中国的政治制度，从秦汉时讲起通贯而下；对近代士子与宋明之世的读书人加以比较，指出：清代理学衰落，士子虽处从古未有之变局而“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士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论述民族主义，则追溯至五胡乱华。(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