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

作 者:

作者简介:
左玉河,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左玉河,河南大学黄河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原文出处:
史学史研究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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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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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①,是民国时期对中国近代政治变化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史学名著。该著宏观鸟瞰中国近代政治变迁之大势,着力抓住近代政局变化的关键点,准确把握近代政治发展之历史走向,展现了非凡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历史见识。如阐述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政治权力下移与汉族官吏地位上升及由此引起的新的满汉矛盾,如从政治势力的消长及分化组合来观察民初政局,揭示了革命派、君宪派与袁世凯派相互争斗与分化而形成民初政治演进的基本态势,等等。除此之外,该著与相较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模式之特别处,在于从思想文化史角度审视中国百年政治史。该著虽名为“政治史”,实则具有更多的文化关怀,将中国近代政治变化置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广阔视野中,从文化碰撞与文化交流的角度审视中国近代政治之演进,发掘政治变化背后的深层思想内涵。因此,该著在中国近代政治大势的书写与政治事件的分析背后,蕴含着一种对中国近代政治史进行文化审视和思想解读的趋向。这种从思想文化变化来深度解读中国近代政治演变的视角,及将社会心理学引入政治史研究的尝试,为研究和书写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一、鸦片战争本质的揭示:中西文化的冲突

       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变迁,无疑源自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这场以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结局的战争,深刻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作者对这场战争意义的分析,展现了与一般史家不同的新观念——从文化的角度审视鸦片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表面上是因鸦片问题而起,是中英两国的战争,然而就战争的真正意义看,可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将鸦片战争视为中西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窥透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揭示了它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影响至深的根本所在。这场战争体现出来的,是中西人士对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观念的完全不同,正是这些不同产生出不易解决的政治纠纷,导致了中英之间的战争。战争,集中表现了中西根本思想观念的差异。

       中西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呢?这种差异,体现在国际社会的观念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华夷观念,与欧洲近代民族平等的外交观念之间的冲突;体现在经济生活观念中,是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偏见、怀柔远人及闭关政策,与西方近代重商主义、国际自由贸易之间的冲突;体现在法律观念上,是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谕旨高于法律、官厅命令可成法例及“连坐”法律习惯,与西方将法律与命令分开、命令不能高于法律、行为责任只限于当事人的观念之间的冲突。②正因中西文化观念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构成了连续不断的政治冲突事件,双方遂终至以炮火相见。

       虽然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蒙受莫大耻辱而告终,但导致中西文明冲突的根本问题仍然存在,中西人士之间文化观念的差异依然凸现。中国人依然认定中国为世界文化之宗,不承认夷人也有什么可成为文化的,不承认西洋炮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只认这次屈辱为“蛮夷猾夏”;而西洋人士则通过战争“把所谓远东古文明国的实力看穿,以为所谓远东人士的知识能力,也和非洲的黑人、南洋群岛的土人相去不远,所谓远东的文化,只有空空洞洞的虚名,一无足取,于是趁火打劫的思想一步步进展,中国没有‘高枕无忧’的时候了;接着在洪杨战役期中,便有英法联军入京更大的耻辱。”③

       作者所作的这些分析是相当深刻的。鸦片战争“可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是多么深刻而精辟的见解。它不仅说明了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也揭示了战争所导致的深远影响,及此后一系列中外战争的本质内涵。中西两种文明的冲突,以这种暴烈的战争方式展开;中西两种文明的交流,以战争的方式开启并贯穿于中国近代发展历程之中。

       二、太平军与湘军成败的关键:神道主义与名教主义

       太平天国运动是动摇清王朝统治的重大政治事件,作者对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背景、原因、过程花了很大笔墨加以叙述,但最当关注者,乃是其对太平军失败与湘军致胜原因的比较分析。在作者看来,太平军只顾向前、不顾后方的安全与否的军事战略,只顾攻城、不顾治地,只顾掠食、不顾抚民的政策,及军事兼有政治才干者的缺乏等等,固然是其致败的重要因素,但洪秀全等人的神权主义无力对抗曾国藩的名教主义,同样是胜败之关键。④这是作者阐述太平天国运动最有特色和炯见之处。

       洪秀全受基督教的启发创立拜上帝教,用神权主义动员和组织民众,曾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这种神权主义在天京事变后难以为继,需要加以理论创新。但洪氏仍然利用这种神权来对民众发号施令,便很难收到初期那样的功效,因而流为一种徒具宗教形式的外壳,丧失了宗教信仰所包含的精神力量。故作者认定这种神权主义精神是假的,不仅太平军对所谓的皇上帝缺乏真诚的信仰,而且因其不合于当时多数中国民众对神的观念,故难以为人所真诚地接受。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并仍然坚守这种神权主义,反而冲淡了具有很大煽动性的排满主义,难以赢得汉族士绅及民众的支持,“用洋鬼子的洋教来排满,反把排满主义的效力打消了”,⑤说明太平天国的思想武器是软弱无力的。

       与此相反,曾国藩及湘军以捍卫儒家纲常名教相号召,动员士绅民众为所谓名教而战。这种名教主义因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思想根基,故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动员受儒家思想熏习的封建士绅及民众对抗太平军方面,捍卫名教具有极大的功效。作者认定,湘军名教主义是真的,他们是真实的信仰名教,诚心诚意的要维持名教,从而使湘军保持了一种捍卫名教的精神信仰,激发了他们誓死对抗太平军的斗志。以真诚的名教主义精神对抗假托的神教主义,是湘军战胜太平军的强大精神力量。⑥这样的观点或许有所偏颇,但从思想深处发掘太平军失败及湘军得势的研究思路,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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