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旭麓向钟叔河推荐重版蒋廷黻写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时，萦绕在他心头的是蒋廷黻在书中所宣告的那个论断——中国近代以来的根本问题，就是能不能实现近代化；若能，中国是有希望的，若不能，则中国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近代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成为知识界一个流行的“热词”，到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若干思想解放运动所呼应的时代主题词，中国学人对它的内涵以及与中国现实关系的理解，经历了若干起伏与变迁。作为建国后一段时期内被当做胡适派资产阶级学者在近代史领域内的一大批判对象，蒋廷黻及其所倡导的现代化史观，在改革开放成为国策之前就被有识者重新重视，这不是历史的巧合——在思考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问题时，这更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原点。 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于外交史，当时他的目标是要对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作出中国的回应。在《中国近代史》中，外交方面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这种格局是由蒋廷黻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看法决定的。在他看来，中外关系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中最重要的方面，通过中外关系这个视角可以展示出近代中国发展演变的进程，发现其中的教训。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研究外交史所依据的思想资源和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仅仅是外交问题而已。事实上，他的外交史之所以能具有开创性地位，恰恰是因为他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与近代世界的精神关系，这也是他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近代外交中提炼出与近代化相关的重要内容的根本原因。 蒋廷黻关于近代的观念是在20世纪初年欧美学界所盛行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及民族主义研究中浸润成长起来的。这既是一个十分“西方中心主义”的欧美学术界所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同时也是来自落后国家的求学者所渴望知道的关于强者的知识。所以毫不奇怪的，直至晚年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时，蒋廷黻仍然念念不忘哥伦比亚大学沙菲尔德教授(William R.Shepherd)的“欧洲发展史”和海斯教授(Carlton J.H.Hayes)的“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①。这两者无疑地为他了解欧洲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的大行其道以及对外扩张的历史，为他形成与近代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外来强者的认识，奠定了基础。与后来在中国大为流行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观不同的是，哥伦比亚大学这些教授显然为解释欧洲国家的近代扩张寻找了一条基于民族主义思路的不同取向。 蒋廷黻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分析思路。这一思路也为他关注和接受霍布斯(Jhon A.Hobson)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做好了铺垫②。从1923年他基于对英国工党的对外政策研究的博士论文开始，一直到1938年他写成《中国近代史》为止，他都一直坚持这一思路，那就是帝国主义并非是资本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却是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蒋廷黻将之命名为“扩张性的民族主义”③。因而，可以调节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的是国际主义的思想，或者民族协调合作的思想。而落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方法，是“升高自己的水位”，使彼不我侵④。值得注意的是，在蒋廷黻的观念中，民族国家是民主国家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前一阶段。只有先发扬民族主义，民主国家才可期待⑤。而在欧洲发展史的逻辑中，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近代化的基础。这是蒋廷黻近代化思想的源头之一。 这个源头通常被总结为“民族国家”的思想。但是，这毕竟是近代化的发源地、先进的欧洲的民族国家历程，对于落后国家建成欧洲式的近代化的民族国家，缺乏直接的参考价值。在蒋廷黻看来，与近代中国面临相似挑战的国家中，俄国、日本、土耳其的发展道路更值得注意。尽管我们一再地读到蒋廷黻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彼得大帝的颂扬、对明治维新的肯定，然而，土耳其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很可能要远胜过前两者。与俄日相比，抛开宗教因素不谈，土耳其前身奥斯曼帝国与帝制中国更为类似；从国际处境来说，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土耳其同样面临被瓜分肢解的存亡之患；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其领导者凯末尔以强力改革国家的举措，尤令蒋廷黻倾心不已。如果说，前两项因素导致蒋廷黻在汤因比目光指引下⑥，将视线投向这个近东的老大帝国，那么，随着二三十年代土耳其现代化改革的进展，后一项因素则使蒋廷黻坚信：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实施自上而下的迅疾近代化的方案，是可以取得成功的。 凯末尔所代表的精英阶层对于引领落后国家迅速现代化的价值，又恰好与蒋廷黻的精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蒋氏的精英主义思想，既有传统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担当的成分，又深受近代欧美知识分子处理思想与实践关系的方法的影响，特别是费边主义的影响。许多费边主义者除倡导渐进的改革以外，还主张以少数精英分子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提倡，促进社会的进步。蒋氏求学于美国时曾听过拉斯基的课⑦；海斯关于民族主义也是近代国家间经济冲突的重要原因的观点，似乎也受到了罗素的启发⑧；在《独立评论》的创办上，呼应了蒋廷黻，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丁文江，就是罗素“一打好人”呼吁的忠实践行者⑨，两者在承担少数人的责任方面也高度一致；更不用说在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方案方面，蒋廷黻深受费边社重要成员、著名经济史家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的影响⑩，甚至为了实践托尼所提出的改革中国行政的建议，“出山”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蒋廷黻关于帝国主义的看法，其实可以说更接近于与列宁同出一源而又分道扬镳的社会民主主义。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自由资本主义的信仰遭到冲击；作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备受中国知识界关注。1934年，蒋廷黻前往苏联搜集档案，蒋介石委托他以私人代表的身份向苏联刺探中俄合作的可能性，使蒋廷黻获得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实情的观察机会。这段经历之后，蒋廷黻在其描述近代化为中国唯一出路的标志性文章中提出：“斯塔林与希特勒在政治经济的立场上虽一个站在北极，一个站在南极，两人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都是维护的。”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质是“超近代的近代化”。由此，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截然相反的国度，以自然科学和机械工业为特征的近代化却超越思想对立而存在着，这是蒋廷黻在无数次提及但并未系统论述“近代化”之后，终于形成《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文的思想背景。在该文中，蒋廷黻明确提出“中国必须科学化及机械化，并且科学化和机械化就是近代化”(11)——而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