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历史学进展而言，“革命叙事”在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构成问题，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由于重评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叙事”渐有式微之势。至“告别革命”说出，①“革命叙事”绝地反击，夺回了部分话语权。不过，这场争论至今并没有结束。 一、革命叙事之发生 “革命”有广狭之分。广义上的革命，指事物发生根本性变革，是质的飞跃；狭义的革命，主要指社会的、政治的革命。在古代中国，“革命”似乎并不是一个“好词”。《周易》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总觉得有强辩意思在。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汤武式的行动在古代中国并不被认同，更不会获得支持。汉景帝时，齐人辕固生以治《诗》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②讨论革命不涉“本朝”时，还是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一旦置换为“本朝”，就是一个极端敏感问题，关涉正当性，于是汉景帝果断取消了这个讨论。 汉景帝是对的。汤武革命，刘邦革命也都是对的，但汉王朝政治统治已成事实，继续强调革命正当性、合法性，总觉得不是滋味，因而此后两千年，历代王朝尽管许多依然是汤武、刘邦式的夺取政权，但历代统治者都不会认同革命，认同造反，但凡在自己统治的王朝发生类似事件，无不以“寇”、“匪”之类名词妖魔之。 直至孙中山出，“革命”渐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新词。这是孙中山的伟大贡献，也是后来国民党史观建构的基础。③由此检视国民党主导编写的近代史，革命，包括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都与正统史学渐行渐远④，清政府、满洲贵族承担了中国落后的原罪，孙中山、革命党成为救世主，晚清叙事逐渐脱离正统史观、王朝史观，叙述主线不再以统治者活动为主，革命者、造反者成为新历史叙事中的主角。⑤ 站在“汤武革命”立场上，孙中山控诉满州异族政权对汉人三百年压迫，以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做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⑥“革命”成为中国发展的唯一选项，这是“革命叙事”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 二、“革命叙事”之主旨 “革命叙事”与20世纪全球范围民族主义运动相吻合，因而迅即获得知识界认同，并将朦胧中的“革命叙事”体系化，填充丰富内容，至民族主义革命高潮，一个全新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大致成型：“由1840年英人以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强行输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战、日德之战，一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⑦ 这是李大钊1926年的描述。他认为，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而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它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简明地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胜利的终结。 李大钊并不是专业历史研究者，他的看法只是一种天才般的猜测。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怎样接纳不期而遇的“西方”，进而就是中国能否向西方学习，步入全球一致的发展轨道。回望十九世纪全球史，整个东方实际上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作为先发的西方国家，他们来到东方固然不是传教士自诩的那样拯救人类，传播福音，资本的输出、市场的开拓，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因而如果将这些活动一概归为帝国主义，李大钊的朋友胡适就很不赞成。⑧胡适指出，“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做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⑨胡适竭力反对革命的路，反对革命史观、“革命叙事”，主张以渐进的改良推动中国转型。 渐进改良或许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这是严复、康有为、章太炎以来知识人最期待的路。但20世纪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无法让中国循序渐进。期待往往落空，期待改良，却引来了革命，革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旋律。这是历史事实。 接续李大钊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有华岗。华岗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兼具知识人情怀。1931年，华岗出版《中国大革命史》，1941年出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9年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华岗系列作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建构近代中国“革命叙事”的典范之作。它回溯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一方面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承认帝国主义的进入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既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为中国革命准备了无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