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章编号]1002-3054(2016)04-0096-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411 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对沦陷区知识分子的探讨日渐为学界所关注，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地域选择、政治倾向与著述转变等层面。①当然，有时对这一群体的心态和境遇，不免存在着“倒放电影”式的论列与评判。②故而，对沦陷区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交际形式、生存压力与著述环境等问题，仍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笔者不揣简陋，以身处“笼城”北平的知识分子群体为探讨对象，对此问题加以申说。 一、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对于战争之下北平城如何得以保存的问题，北平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主张即出现了分化。部分学者如江翰、马衡、徐炳昶等，出于保存北平古物的考虑，发起了北平为“文化城”的运动。但提倡者主张的北平不驻兵、撤出军事装备，成为不设防城市，被视为有利于日本侵略，从而遭到了傅斯年、鲁迅等人的极力反对。傅氏颇为痛心地说：“北平学者出此下策，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也。”③(P429)在劝说无效后，他还向蔡元培等人写信申明立场。④七七事变后，北平知识分子在留守与南迁的问题上，态度也多有不同。随着大部分学人选择离开，作为留守于北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家的抗战前途、个人的出处去就等问题上，政治心态颇为复杂而微妙。 北平沦陷后，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北平将来的局势，不免存有截然两途的认识。乐观必胜论者以胡适、潘光旦等为代表。胡适即认为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之人，他看到李方桂因国难家愁而滞留北平时，就劝说道：“啊呀!你怎么还在这里？不走等甚么？”⑤(P62)催促其出国留学。而对于那些决意留守北平的学人，他也勉励道：“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⑥(P168、174)潘光旦也抱持着相近的态度，他在作别妻女离平南下之时即预见到：“敌人鉴于我民族实力之不可侮，国际正论之不可拗，及时悔祸，还我河山，则团聚之期，当亦不远也。”⑦(P8)部分知识分子在家人暌隔、国土沦丧之际，仍能相互勉励、弦诵不绝，亦可见他们对中国抗战前途抱有必胜信念的乐观心态。 然亦有学者对抗战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如吴宓在日记中记述道：“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又言“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⑧(P219)吴宓一度也有留守北平之心：“盖宓之意向，欲隐忍潜伏，居住北平，静观事变，置身局外，苟全性命，仍留恋此美丽光明之清华、燕京环境，故不思他去，不愿迁移，不屑逃避。”⑧(P192)后来，时局骤变，他也不得不改变初衷，选择了离城南下。沈从文的心态与吴宓颇有些类似，他初意与城共存亡：“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城同存亡，个人生命殊太小也。”⑨(P236)但其后来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因资金匮乏而滞留于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感叹道：“入晚夜静，枪声时有所闻，城内尚安，奇怪的是西长安街的两大戏院却常常是满座。”⑨(P239)战争似乎并未阻碍部分人对于娱乐享受的热爱，这也使得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顿生愤懑与悲凉之情。 久居沦陷之城的知识分子对于个人际遇、国家前途所持有的心态也颇为复杂，愤懑悲戚、感慨自伤、自嘲自谴各有不同。执教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邓之诚在日记中感慨道：“卢沟桥事变迄今六周年矣!战事了结不知何日，伤今怀古，感慨无穷，瞻念前途，但增悲怛，我怀如此，天意谓何，触笔酸辛，聊识冤愤，不欲人知，自伤而已。”⑩时局不明，学人观国土收复无望，其悲戚心情，并非个案。旧派学人傅增湘面对危局，与友人张元济的信函中则言：“我辈高年，遇此国难，则身家之计亦无从顾及矣。”(11)(P357)困居北平、聊司笔札的谢国桢致友人杨树达的信中坦露了自己的心境：“事变后地方尚称安靖，但消息沉闷，不得朋友消息，夏日冗长，惟以读书自谴而已。”(12)(P79)在沉闷与压抑的政治氛围下，学者们的自伤、自嘲与自谴，也反映了这一留守群体五味杂陈的内心感受。 沦陷区知识分子在出处去就问题上，其个人抉择也颇具意味。有些学者在恪守师道尊严与民族大义之间选择了微妙的平衡。如周作人的弟子俞平伯，在1939年周氏“落水”接受伪职后，即选择与之疏离以保持自身气节。周作人本欲让俞平伯代燕京大学课程，却被弟子委婉拒绝：“一则功课非素习，以前从未教过，亦难于发挥”；“二则接先生之席，极感难继，恐生徒不满意”；“三则去年事变后，即畏涉远西郊”。(13)(P264、265)俞平伯对其师之请婉辞不受，所言“畏涉远西郊”，表为托词，实为持守节操、维护自身清白也。此后的日子里，俞平伯虽有为朋友、亲戚谋职之事请托于周作人，但其个人却能在沦陷之下的北平城始终守持民族大义于不坠，这种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沦陷区知识分子在学术倾向上虽或相近，而政治抉择有时却截然相异。当时的读书人在“真金入火之时”，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压力，群体间难免出现分化，可谓是：“遗老犹应愧蜂蚁，故人半已化豺狼。”(14)(P354)尤其部分留守北平的清朝“遗老”们，战前因与民国政府扞格不入而消极避世；北平沦陷后又日渐活跃于政学两界，某些人还有屈节事伪之嫌，此种情状可谓是当时政治乱象中的又一抹灰色调。 二、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交际 北平沦陷后，留守的知识分子为保持民族气节，多离群索居；其原有学术交谊方式，如拜访论学、聚谈相讨、办报论政等，在日伪的政治高压下变得难以为继。严苛的政治审查与迫害，知识分子处于自身生存与民族大义的双重压力之下，学人之间的交际活动因此变得颇为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