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基层干部的整顿与培养

       [中图分类号]D65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2-0072-06

       1950年到1952年是绵阳专区基层政权体系的构建时期，作为一个新解放区，当地基层党政组织亟待建立和完善，整个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不容乐观。在此情况下，为了能够有效整合基层社会，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绵阳专区对基层干部(县、区、乡、村四级)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顿及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意在树立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可，将党和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基层，特别是一些偏远的乡村地区。目前学界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研究多为整体性、宏观性研究，似缺乏典型的案例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利用地方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绵阳基层干部的整顿与培养置于新解放区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下，从建国初期基层干部的来源和状况入手，以党和政府建设基层干部队伍的手段和方式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对完善基层政权组织和推动绵阳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一、基层干部的来源与状况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到1950年初，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川地区被解放。为了降低政权更迭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尽快恢复日常秩序，中共依托地下党和旧机构人员建立起临时的基层政权组织，整编地方武装来维持社会稳定。1950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布命令，设立绵阳专区，领辖绵阳、梓潼、罗江、德阳、广汉、金堂、什邡、绵竹、安县、彰明，共10县。

       对于新政权来说，干部奇缺是其面临的最大难题。为此，中共从老解放区及入川部队当中抽调了部分干部进驻绵阳，配备到党务、政法、治安、税收等部门，以缓解燃眉之急。然而这些外来干部毕竟数量有限，且对新区情况不甚熟悉，所以开展工作的难度不小，要化解这一弊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拔绵阳本地干部。实际上，毛泽东不止一次强调过要培养重用本地人才，他强调：“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中，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的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1]1091根据上述精神及川西区党委的指示，绵阳专区积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与管理工作，并注意从厂矿、农村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这些措施扩大了干部队伍规模，促使基层组织日益完备。据统计，到1950年底，绵阳的县、区、乡、村四级党政机构共有干部3812人，初步形成了以本地人员为主，外来人员为辅的格局(详情见表1)。

      

       不断壮大的基层干部队伍为国家意志的贯彻执行提供了有力保障，新的基层政治精英是国家权力的化身，他们履行着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从传统的治安、税收扩展到新时期的生产、文教、民政等诸多方面，主导着各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建国初期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任务接踵而至，绵阳专区没有时间对基层干部进行彻底整顿和系统教育，加之党组织不健全，缺乏组织生活和群众监督，因此当地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从绵阳本地干部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和留用人员占较大比重。绵阳专区成立后，知识分子干部数量持续增长，到1951年初，已达到干部总数的40％以上[2]。文化素质高、学习能力强是知识分子干部的优势所在，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和实际工作的磨砺，吃苦、抗压能力较弱，遇到困难时，办法不多，信心容易动摇。一些人喜欢“坐机关”，不愿意深入乡村，与农民在情感上有距离。旧政权的留用干部普遍存在“纯技术观点”和“挣钱思想”，认为“只要有技术，就能有饭吃，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3]。更为重要的是留用干部成分复杂，历史不清楚，难免会有投机分子甚至特务混入其中，德阳县就发生了多起留用干部表面伪装进步，暗中造谣生事，勾结土匪的事件[4]。

       长期战斗在隐秘战线的地下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解放以后，经过组织的审查、甄别，一批政治上较为可靠的地下党员进入权力系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沾染了旧社会的“江湖习气”，喜欢搞小圈子，组织观念淡薄，党性修养不高。工农干部是中共在建政之初中着力培养的群体，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与普通群众关系密切。因绵阳的厂矿企业很少，所以工农干部中的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干部，他们在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成为整合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在获得土地之后，很多人产生了“换班”、“歇气”的念头，一些人忙于自家事务，对行政工作很少过问，觉得“分了地就算革命胜利了，该回家闹生产了”。有的干部虽然在任，但消极怠工，想方设法把工作往积极分子身上推，使得积极分子抱怨：“现在可不敢积极了，一积极什么事情都是你的。”[5]

       其次，从外来干部的情况看，老区南下干部和部队转业干部工作经验颇为丰富，政策水平较高，但两者都有各自的弱点。南下干部大多存在盲目乐观的思想，认为原来组织过群众运动，新区的工作也不会有多大区别，忽视了绵阳情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的干部认为：“只要把老区的做法照搬过来，绵阳的问题就解决了。”[6]部队转业干部工作方法相对单一，缺乏耐心，强迫命令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安县顺河乡的一位军转干部在评农业税时，与一个农民发生分歧，两人随即争吵起来，该干部气急之下打了农民一耳光，并训斥道：“反了你了，还敢不听命令？拉你到大会上去斗!”事后经过批评教育，他才做了检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