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6)03-0001-11 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制胜之道是海内外史学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形成丰富成果。然而，对于中共特有的强意识形态政党①及其严密的组织形态、统一战线政略和新型战略战术等内在结构性因素②的研究仍显不足，有些研究对于中共在革命年代锻造的特有的结构性优势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混淆了动员型强意识形态革命政党及其军队与一般政见认同型政党及其军队的根本区别。本文认为，长征胜利在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特有的结构性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联系紧密，互相依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产生奇迹般合力。 一、强意识形态的结构性优势：中共和红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了坚定的信仰并在长征中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政策 (一)加强思想理论的内化，不断升华红军对于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忠诚，长征中中共和红军在意识形态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政治过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共作为强意识形态政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作为其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导，不仅有助于政治体系结构的稳定，而且能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精神动力。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军队的过程中，不断向军队官兵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单纯军事观点、军阀残余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强调红军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最新式的军队”，要“使每个红色战士成为苏维埃政治的与革命的公民”，“成为全世界劳苦群众的前锋军、完成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使之以“牺牲自己以确保党的生存、成功和胜利”③为己任，使官兵形成了为共产主义理想和民族解放而献身的信仰与价值遵从，成为中共及红军生存发展、长征胜利以至中国革命胜利的结构性因素。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转移后因国民党军重兵“追剿”不能尽快落脚而走向长征，加之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西移，使得留在长江以南的红2、红6军团难以承受强大的敌情压力而于1935年11月实行战略转移。红军的战略转移遂由局部转移发展为红军主力分别长征，土地革命战争遂由“围剿”和反“围剿”，变成“追剿”和反“追剿”。红军失去苏区战略基地的支撑，要克服万水千山的艰难险阻和上百万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各地方军的围堵。红军长征行程之长，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长驱数万里，其路途之险，困难之巨，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穿越了五岭、乌蒙山、横断山、秦岭、六盘山等高山约40座，征服了湘江、乌江、沅江、资水、金沙江、大渡河等江河近百条，通过了人类难以生存的雪山、草地，攻克了娄山关、剑门关、腊子口等险关要隘。长征中，红军经历的战役、战斗共600余次，虽损失了约18万人之多，④但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各主力红军的骨干得以保存，实现了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红军由分散在南方各自为战到集中于西北大本营的战略性转移。这一奇迹，只有具有强意识形态结构性优势的中共和红军才能创造。 长征中，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鼓舞着红军将士赴汤蹈火。“事到万难须放胆”“狭路相逢勇者胜”，17勇士率先强渡大渡河，成为红军官兵的精神符号。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喋血娄山关；红25军政委吴焕先血洒四坡村；红34师师长陈树湘于湘江战役负伤后掏腹断肠。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说，长征中“我师的李实行、侯中英、张锡龙、洪超等4位师长壮烈牺牲，倒下去的红军战士更是成千上万”。⑤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长征战斗中腿部负伤，他以“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的决心拖着伤腿随军长征。⑥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中左眼中弹，4天4夜昏迷不醒，苏醒后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指挥部队；开国少将、红四方面军师政治委员李中权一家9人投奔红军，长征中牺牲5人，到达陕北的只有李中权及弟妹4人。⑦红四方面军团政委余秋里为掩护团长负重伤，由于缺乏医药，他带着伤臂在192个日夜中走过了万里路程，直至6个月后锯掉伤臂才保住了性命。⑧1936年6月开办的抗日红军大学，受训的红军师、团以上干部共38人，平均每人身上3处伤疤。⑨在长征最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讲得最多的话语就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正是这种坚强的政治信念，将红军官兵聚集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而这是资产阶级政党和军队无法想象的。 现代政治学在讨论马列主义革命军队“以党领军”机制时，仅仅把“以党领军”看作是以党的组织控制军队的形式，其实“以党领军”的关键在于以政党的意识形态贯注于军队之中。正因为如此，马列主义革命军队具有其他军队所无法形成的政治理想和目标信念，具有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意识及精神力量。几十年来中外学者都想寻找红军长征胜利之道，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他认为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徐特立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对长征作了最具权威性的注释，他说：在长征中“我的愉快精神如故。其他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也一般愉快如故。其总的原因，就在于只要党存在，红军存在，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