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學觀念的發生與經典意識 中國文學理論發展歷史的研究是一個近代學術課題，與西方文學理論史等各種思想史研究有着相似的知識背景。簡單地説，就是理性主義的歷史邏輯意識：相信思想觀念的生產是沿着一定時間順序積纍、豐富和進化上升的過程。研究任何一種理論思想的歷史，就是研究那種內在的過程邏輯。 基於這種知識背景，便產生了關於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兩種觀念：一種認爲，中國古代沒有合乎理性主義思辨邏輯的知識體系構建過程，因而也就意味着沒有理論和理論史；另一種觀念與之對立，認爲中國古代關於文學的認識有自己不同於西方古典理性主義思想史的理論特點和發展綫索，需要發現或構建中國自己的理論範疇、概念、話語體系和邏輯進行表達和研究。這兩種觀念雖然對立，但有一個共同的知識基礎，就是認爲文學思想史，無論西方還是中國，研究的都是理論觀念在歷時性順序中發生發展的邏輯過程。 這種對文學理論發生發展的歷史邏輯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就是形成清晰的邏輯關係和發展演變規律，使研究者和學習者都獲得了求知的滿足。但是，也留下了問題：在時間邏輯順序編碼演繹之外的雜散知識和觀念可能被遮蔽，使歷史失去了時間順序之外的另一維度——空間。福柯(M.Foucault，1926-1984)在《他者空間，異托邦》(Of Other Spaces，Heterotopias)一文中指出，19世紀以前的西方思想史一直與時間的主題相糾纏，20世紀則預示着一個空間時代的到來，可能是一個個不同的空間互相纏繞而組成的網絡。①他揭示出了當代知識視野的空間複雜性或非綫性維度。這種研究維度，打破了傳統歷史主義的綫性邏輯，展開了一種新的理論史景觀。 研究中國文學理論發生發展的歷史，需要從中國文學觀念的前理論形態開始，即在形成具有普遍性的認識對象之前關於具體文學作品的認識和言説。比如，研究者歷來重視的先秦時期的“詩言志”説、孔子(前551-前479)的“興觀群怨”説、各家關於《詩》的“六義”之説等等，都是關於特定對象《詩經》的各種不同角度認識、理解和闡釋的言説。這些言説在最初發生的階段還不能稱爲理論，就是因爲這都是關於某個具體文學現象(主要是《詩經》)在特定意義上提出的具體看法，並不是關於一般文學的普遍規律認識。 關於文學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認識與觀念，發生於“文學的自覺”時代——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個時期的文人逐漸形成了對文學寫作經驗的普遍認識。比如，劉勰(465-520)在《文心雕龍·明詩》中“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論述，其中關於“感物吟志”的見解所談論的就不再是像“詩言志”所説的“詩”那樣特指某一類具體的詩歌作品，而是從“葛天氏樂辭”直到“宋初文詠”，包含了各種各樣的詩歌類型，鋪觀列代，撮舉同異，以明“綱領之要”，即歸納出具有普遍意義的關於詩歌的認識，這就是“明詩”的目的——認識和闡明各種詩歌的普遍特徵。與劉勰同時代的鍾嶸(約468-518)開創了“以品論詩”的詩歌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的意義在於，建立評價五言詩優劣的標準。雖然人們對鍾嶸的具體品評內容歷來有不同看法，但種種關於品評等級標準具體應用的質疑也證明了，這種品評方式不是被當作一般意義上的個人趣味表達，而是被理解爲具有可商榷和共用價值的普遍標準。 劉勰對各種詩歌文體特徵和傳承淵源的辨析，與鍾嶸把不同時代、不同家數的五言詩納入同一品評等級標準進行的優劣排比，都標誌着這個“文學的自覺時代”進入了發現共同特徵、建立普遍標準的理論思維時代。 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對建立文學普遍標準的意義作了解釋，提到當時文學活動中存在的問題有二：一是“去聖久遠，文體解散”；二是“近代之論文者多矣”，卻“各照隅隙，鮮觀衢路”，“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簡單地説就是：(一)經典的傳承被同時代雜亂的寫作所淹沒；(二)越來越多的批評論述形成了雜散的文學話語空間。鍾嶸在《〈詩品〉序》中也感慨當時文學活動的風氣駁雜：“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准的無依。”隨着文學創作的繁榮和文學觀念的發展，產生了創作“文體解散”和批評“准的無依”的問題，因此需要通過研究提出統一的文學觀念以促進文學創作規範和批評標準的形成，這正是劉勰和鍾嶸等當時的文學研究者所致力的理論思維目的。 建立統一的創作規範和評價標準的根據是什麽？按照《文心雕龍》的理論邏輯就是“明道—徵聖—宗經”這樣一個具有形而上根據的價值鏈。作爲這個價值鏈起點和本源的“道”究竟是儒、道還是釋，研究者們解釋不一。但這並不妨礙這個思想觀念的系統邏輯——文學的規範和價值是自上而下、自古至今一體傳承的。這種文學價值觀導致了一體化的也就是綫性文學史觀念的形成，體現於《文心雕龍·時序》中的歷史意識：“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它描繪的是不同時代發展的傳承關係，確定了文學質量具有歷史的延續性並且因此具有了普遍性。 從文學發展的歷史傳承性衍生的關於文學普遍價值標準的觀念，自魏晉南北朝開始成爲自覺的文學史與文學價值觀念，並影響到後來的傳承、學習優秀古典文學作品的自覺意識。這種自覺意識在唐宋以後逐漸成熟爲文學經典意識——從唐代詩歌寫作規範與方法的建設，到宋人對唐詩的推崇，再到明代精選、分析、模擬漢唐文學經典的復古思潮，而後是清代文人學者的集大成研究，以歷代文學經典爲價值典範與歷史傳承標誌的文學價值觀和綫性文學史觀構成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成熟的主流觀念形態。 從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雖然如《文心雕龍》那樣具有系統闡述的文學理論著作較爲稀少，但那種理性思維的內容成果卻在魏晉南北朝以後持續發展和豐富化，構成中國主流文學觀念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這種文學觀念的核心，就是通過對文學發展歷史與文學特徵、價值的認識而形成的以經典作品爲典範的普遍價值標準與文體規範，以文學的傳承關係與發展邏輯形成的綫性文學史觀。這些觀念的形成、發展、成熟並且成爲文學觀念的主流，正體現出文學認識的深化與系統化——也就是文學知識的理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