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提出构建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是由现实形势和理论进程所决定的。从历史的发展看，随着时代的步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持续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张力结构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展现出独特的面貌。换句话说，在当代世界文艺理论运动的格局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获得了自己的特有身份，而且为人类文艺理论的未来提供了新的选择的可能性。面对这样一种局面，理论界和批评界有必要也有责任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必要也有责任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逻辑结构和形态体系上描述得更加清晰。 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经历了举世无双的辉煌，也遭遇了大起大落的波折。相当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被冷落和边缘化的，代之而起的则是现当代西方文论肆无忌惮地称霸文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艺理论至今仍陷在这个泥潭里，动弹不得。这种“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的理论诉求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非但没有带来中国文论的进步和文艺的繁荣，反而造成理论和创作不可遏止的混乱与低迷。教训再一次表明，“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1]文艺创作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正能量，文艺理论建设才能走上健康的轨道。 从另一个角度看，近些年来，中国文艺确乎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实践和新问题，亟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给以透彻的解释。如果我们把文艺创作理解为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叙事化组织与特殊把握的话，那么，处在历史、文化和社会巨变期的文学艺术，对文艺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也是必然的。而在诸多种文艺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疑比其他文艺理论更具阐释力和科学性。事实上，这些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有了自己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党制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和提出的繁荣文艺的意见，可以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文艺理论和批评界应当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探索创造，为一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添砖加瓦。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这是一个庄严的号召，一项重要的理论指示。随后，习近平又在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谈到：“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3]联系到这些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该是包括在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内的。既然要立足国情和实践，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那么，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境界的任务，也应提到日程上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应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究竟什么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呢？ 显然这需要从“三个关键词”的解释来加以说明。“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一理论规定的三个必备角度和条件。这三个关键词，本身并没有特殊性，但是将它们有机地连在一起，并用来界定一种文艺学说，那就有了形态学意义上的价值。因为，离开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没有意义的，离开本土化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缺乏个性的，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更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是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的理论，它是严整的整体。它要走在时代前列，反映时代要求，要切合各国的国情，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这样才能保持生机，充满活力。 “21世纪”和“当代”这两个概念，在界定使用上是可以通用的，它们都指具体的时段。21世纪与以往世纪的确有许多不同之处：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大幅调整，地区冲突蔓延加剧，科技和信息产业突飞猛进，文化需求空前高涨。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在世界发展大格局中，形成了许多独具的卓尔不群的东西。中国的文艺形势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些时代特征带来的变化对文艺理论建构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中国的”概念，是就空间和地域而言的，当然也具有主体身份之成分。“中国的”表明这种理论不是“西方”，更不是“西化”的，而是从本土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是同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原创精神有着血肉联系的。它反对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照抄照转，也反对闭门造车、复古因袭。它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揭示出新的特点和范畴，提炼和总结出我国文艺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历史表明，文艺理论的正确道路从来都是深埋于国情土壤之中的，要把它找寻出来，就得从深入了解和研究国情开始。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淬炼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洋教条和土教条、实用主义和民粹主义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强调文艺理论是“中国的”，并不是不需要学习外国的。我们“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4]我们“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5]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则是本质属性的规定，用以同其他学派和学说相区别。文艺理论研究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不要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号，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个需要理直气壮进一步去正视的问题。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业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6]曾几何时，文论界弥散着“马克思主义过去的思想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文体统治，我们致力于文体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专制式的思想统治”[7]的论调，这同文艺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诉求是背道而驰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应是“浇上了一些折中主义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理应“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8]“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9]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来讲，也是如此。它对中国文艺学建设起着引领性和主导性作用，绝对有资格和资质在其体系中发挥灵魂和基础的作用。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果忘掉这个“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故意寻找别的学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甚至把海德格尔或弗洛伊德同马克思结合起来，这在学理上是难以站住脚的。我们应该扭转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那就是割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完全否定辨证唯物主义，肆意曲解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旧哲学的复辟，反对在它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主张或建议用人本主义本体论、世界观来取代它的位置。[10]这种倾向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表示，它跟“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