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新见迭出，流派纷呈，急遽汰变，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批评的世纪”；同时，这些理论学说也密集地“旅行”东渐，骎骎日进，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批评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思潮漩涡，并逐步占据了中国文论舞台的中心位置，而中国传统文论则变得“口吃”、“失语”甚至“无语”。这种不利局面既存在于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也部分地出现在基础教育教学层面，使我国的文学教育陷入了邯郸学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然而，20世纪西方文论在总体学术路径上与中国传统文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百年西方文论，从总体倾向上说，都属于“语言论转向”影响下的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以对作品“内部”和文本形式的聚焦式研发为根本特色，注重文学作品的意识观念和艺术形式而轻视其物质内容和媒介载体。而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则恰恰更重视文学作品的物质内容和媒介载体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从世纪末开始，西方文论对其自身的“百年历程”也展开了深入的反思批判，旨在克服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的偏颇和流弊。这种新趋势将一种被称为“后理论”的文学研究方法推到了新世纪文论的前台，并在作为其重要分支的“版本目录学批评”和“文学物质性研究”中集中体现出来。这既是西方文论的世纪转型和范式转换，也为以文献笺注学批评为其特色的中国传统文论的复兴和复归，开辟出了巨大的拓展空间和无限的生发契机。 一、西方版本目录学批评的复归 客观地说，流淌在“语言论转向”河道上的20世纪西方文论，并非铁板一块的文本形式主义，也不是绝对地排斥其他观念方法；它们总还或多或少地开放着一个朝向历史过程和物质存在的窗口。进入21世纪，这个窗口终于扩大到足以容纳“版本目录学批评”和“发生学研究”的程度。 在西方文论史上，文学的版本目录学批评古已有之，这种研究集中关注的并不是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主义”、“观念”或“意识形态”，而是重在发掘其物质的和历史的方方面面。尽管这种研究在20世纪受到冷遇，但诚如文论家贝斯特所说：“即便在转向意识形态的整个时期，传记的、历史的、目录学的、版本的文学研究依然在理论闹嚷的轰动中静静地继续进行着。因此，他倡议，批评家、教师和学生们首要把握的是文学的‘基础和基本功’，不是那些理论的种种‘主义’，而是文学传记和版本目录学。”版本目录学旨在“考察一个文本从手稿到成书的演化过程，从而探寻种种事实证据，了解作者创作意图、审核形式、创作中的合作与修订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这种考察程序一般被称作：‘发生学研究’(Genetic Criticism)。”这种研究是文学研究中与科学关系紧密唯一留存下来的例证。“它颇像从文本档案馆中钩稽那些潜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的研究。”①因此，这是一种钩沉索隐的方法；它在西方文论通过自我反思而走向“理论之后”的21世纪，重新回到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前台。 较之其他研究方法，这种研究不否认物质性的历史语境即是一部作品得以诞生的基础，但它同时也看到作品不只是“思想观念”，而是同时拥有一个自身的物质存在，如语言文字、装帧设计、媒介载体、修订印刷等，这些物质性因素与包含于其中的思想观念同时运作，共同生产出作品的意义。文学作品不仅是社会或文化斗争在观念或意识中的“反映”，“文学作品的写作和出版本身构成了一种社会或文化斗争。《失乐园》不仅(部分地)是弥尔顿时代的产品或是‘关于’这种斗争的：它的写作和出版本身就是这些斗争的方面。”②这种研究并不将文学作品看成没有物质依托的意识或观念，而是将其视为历史文化“事件”；它不只是历史进程的被动反映，而且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作为事件的文本就打破了文学“前景”与历史“背景”之间的传统界限；而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意义，正在于通过事件的平台，将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观念阐发和物质条件的揭示整合会通起来。 众所周知，西方的版本目录学批评和发生学研究，尽管有其漫长的传统和历史，向来即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但20世纪主流的西方文论则视之为文学研究的旁门左道或“外部研究”，将其排除于文学研究的常规范围之外。新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韦勒克即认为，那些“关系到文学的背景、文学的环境、文学的外因”的“外部研究”都属于“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即‘起因谬误’)。”③在形式主义盛行的整个世纪，学科划分越来越细，且日益块垒化，版本目录学尽管依然存在，但它只是作为一门与文学研究相颉颃的独立学科，并不在文学研究常规武库的“内部”。直到20世纪末，西方文论才主动向这门学问亲近，从而将文学文本形式的研究与其物质性内容的研究再度关联起来。 在“内部”与“外部”相连通的基础上，文学研究就可以追问集体的观念、信仰和经验如何形成？如何从一种媒介转向另一媒介？如何凝聚于易处理的审美形式？如何供人消费？它作为艺术形式与其他相邻表达形式之间的界限如何标示出来？艺术领域如何被赋予特权从而为人们或提供愉悦、或激发兴趣、或制造忧虑？④这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文化诗学”研究。 二、文学文化物性之维的彰显 在文学活动中，面对一本书，当你要进入它时，首先就得跨过一道门槛：书的封皮、装帧、开本、图像—铭写在文本或意象之“内部”与“外部”的一切。这些“能指”把你引向有关文类、受众、关联领域和涉及范围等方面的推断，而随着你对书的深入钻研，这些推断或被改变，或被确证，或被打消。换言之，你首先遭遇到的是一本书的“物质形式”(material form)，每当你接触一部实际的文本时，你就会读到这种物质性。这个文本有其自身的“躯体现实”(physical reality)。文本的这种躯体的、物质的属性可以与时而迁(例如，你也可能在电脑屏幕上阅读它)，然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文本的物质性总是在生成着文本的意义。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类物质(matters)的存在，它们都在意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因此，在对文本及其阅读活动展开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将这些物质性方面纳入考量。⑤而且，一部文本的物质形式总是与其他文本的物质形式“秘响旁通”，因此，当人们“打开一本书，接触一篇文，其他书的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异国的，都同时打开，同时呈现在脑海里，在那里颤然欲语。”⑥因此，任何一个文本都既是“文本间的”，也是“事物间的”，其中总是镶嵌叠加着其他文本的某些部分，与其他文本交响合奏。值得强调的是，这种“间性”不仅表现在思想观念层面，而且包含了物质和物性内容。当然，在当今的融媒体时代，人们面对的不仅是作品的印刷、字体、装帧等生产阶段的物质性，而且是媒介、传播、载体等流通阶段的物质性，更包含电子阅读界面、明暗、色彩等欣赏阶段的物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