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动态时空系统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晓辉,西北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人文杂志

内容提要:

进化论是莫莱蒂研究文学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树形图是莫莱蒂文学进化研究的具体表征。莫莱蒂的树形图历经跨越边界、介入实践、抽象概括、艺术再实践的历史转换后,呈现为动态的文学时空系统。该系统在文学的形式变化与历史变迁之间建立联系,清晰地显示出同一类型文学的内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生成过程,并全面展示出不同类型文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动态地揭示了文学进化过程中的历次分化与聚合。莫莱蒂的文学树形图是对整体性文学史的重构与超越。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6 年 08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67-07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莫莱蒂(Franco Moretti)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树形图是莫莱蒂文学进化研究的具体表征。莫莱蒂曾说:“我们从大量的历史中绘成图表,从地理学中获得地图,从进化论中构建树的模型。”①毋庸讳言,莫莱蒂制作了大量图表来揭示文学的历史变迁,绘制了许多地图来展示文学的地理位移,二者均致力于显示文学进化的方式,但树形图无疑是莫莱蒂用来表现自己文学进化论最有力的武器。莫莱蒂说:“图表不是真正的模式。它们不能被简化,是要走向将在下面两章谈到的地图,特别是走向进化树的路上的一个理论结构的直觉版本。”②很显然,在莫莱蒂看来,不管是制作图表还是绘制地图,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构建文学的树形图。和图表历时地展示文学的进化相比,地图是展示文学共时进化的一种方式,都为诠释文学的多样化而努力。不过,图表和地图都是一种单一的展示方式,然而树形图却能集历时与共时进化于一体,建构动态的文学时空体系。前二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树形图中得到清晰展现,即人们可用树形图来抽象概括文学史的进化全景,展现动态的文学时空体系。

      一、树形模式之流变

      客观地讲,莫莱蒂用树形图来研究文学的进化之旅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历经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根据莫妮卡·奥芬伯格的考察,“瑞士博物学家查尔斯·波内(Charles Bonnet)着手研究古老的梯级图,并推测自然的梯子会在这边或那边伸出一个枝干,这些枝干又会有一些分支。因此他首次采用了树形谱系图,而且首次运用了‘进化’这个词。”③正是受波内的树形谱系图的启发,瑞典医生和自然学者卡尔·林耐(Karl von Linné)依据亲缘关系对物种进行排序,“给它们一个名字,确定它们的身份”,④建立了动植物分类体系,形成相对完整的树形图,为进化谱系研究铺平了道路。达尔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生物的性状分歧,并以此为据建构了进化树模型。⑤据舒德干的记述,“达尔文在1837年确立‘物种可变’思想时,便在第一本关于物种起源的笔记本中‘偷偷地’勾画了一幅物种分支演化草图,这是‘生命之树’的第一幅萌芽思想简图。”⑥正是在这一草图的基础上,达尔文绘制了《物种起源》中那唯一的树形图。之所以绘制树形图,原因在于达尔文认为树形图能够准确表现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达尔文说:“同一纲中一切生物的亲缘关系常常可用一株大树来表示。我相信这个比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正出芽的绿色枝条可用来代表现存物种;那些以往的各个年份产生的树枝可代表已经灭绝的物种的漫长演替。”⑦达尔文具体表述了进化树的指称功能。可见,在达尔文那里,进化树成为一个对生物亲缘关系分类的隐喻式表征。

      此后,生物进化树被借用到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中,这标志着树形图已经跨出了生物学的边界,被运用到一个全新的文化领域。在我看来,这种大胆尝试是进化树建构的本质性突破,也是进化理论发展的重大转型。人们开始将生物进化论运用到非生物领域,大大拓宽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也进一步验证了进化论的有效性。著名人类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化的演化。对泰勒而言:“文化就好比是一棵尝试突破厚重土壤、成长缓慢但持续不同的植物”,⑧在人类理性和经验的支配下,它会在扫除错误和不合时宜的知识的过程中单线迈进,各种不同的民族代表着文化进化线上的不同水准。需要提及的是,泰勒使用分类构架来图绘文化进化的过程,客观上展现了文化树形图的雏形。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注重讨论文化对环境的适应而引发的变迁,认为“环境使得特殊的适应形态成为必要,因此不同的文化在相同的环境里应该显示出相同的文化模式”,⑨进而提出多线进化的文化生态学概念。莱斯利·怀特(Leslie A.White)认为:“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任何活着的有机体最起码要适应它的环境”,⑩人和动植物都会为功利目的而适应环境。幸好人类创造了文化作为调整、控制人与环境关系的手段,文化通过累积、教授,被传播到世界各地,进而推动文化自成一格的进化。文化决定着人类的行为。虽然以上两人也都是文化进化论的推崇者,但要说真正把树形图用到文化进化研究上的,非阿尔弗莱德·克劳伯(Alfred L.Kroeber)莫属。他将文化分为基本层面和次要层面(或谓之现实文化和价值文化),(11)各级文化的风格都经由成长、发展顶点和衰落的阶段向前演化。最有意思的是克劳伯不但绘制了一棵文化树,而且使这棵文化树和作为有机体的生物进化树形成比照,(12)从而发现文化树的独特之处。

      在克劳伯看来,生物进化树和文化进化树存在明显的异同。克劳伯写道:

      生物进化的过程被恰当地描述为和生命树一样,就像达尔文说的,有树干、树枝、树条和树梢。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不能这样描述,甚至不能隐喻地描述。树木不断地分支,但树枝也同时在整体地或部分地生长。文化树分化,但它也融合和汇合。生命只是分化,它偶然的聚合只是一个表面的相似,而非一个接合或再吸收。生命树上的树枝可能抵达另一个树枝,但通常它们不能合并。相反,文化树是那些不同树枝接合、同化或文化互渗的衍生物。(13)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