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的“文艺”和“人民”两个词语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文艺”已经不同于过去的文艺，“人民”也不同于过去的人民了。社会在变化，以现代科技为依托的大众传媒主宰了我们的娱乐文化领域，从而催生出大量新的文艺形式，培养了新的娱乐文化消费群体。在这已经发生变化，并且还正在快速变化着的文化语境中，作为新的文艺形式的接受者，即“大众审美文化”中的“大众”，其与我们过去所说的“人民”有何异同？在互联网时代，新的文艺形式如何才能为作为“消费大众”的“人民”服务？这些无疑都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在许多人眼中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值得追问，因为它早就被解决了。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大的历史时空中审视，似乎就有追问的价值了。在中国古代的千百年间，作为主要文艺形式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是文人士大夫表情达意和自娱自乐的重要精神活动，具有鲜明的“雅化”特征与“阶级区隔”功能，因此也就成为这一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标志，而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是无缘参与其中的。换言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文艺都不是为社会大多数人服务的，它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清末民初之后，文化主体渐渐由传统文人士大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在数十年间，中国现代知识阶层除了保留相当浓厚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习惯之外，还产生了来自西方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习惯于以“立法者”与“启蒙者”的姿态自居。他们的文艺观念中虽然具有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民众意识，如“劳工神圣”、“大众化”等，但在根本上却并不主张文艺为民众服务，其代表的当然也不是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此时的主流文艺依然是知识阶层圈子里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那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确确实实具有了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自《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的文学艺术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整个审美趣味都与以往迥然不同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文艺创作基本上也是遵循《讲话》的这一精神而发展的。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反复重申文艺的“二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此前刚刚出版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更进一步指出文艺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并认为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说明“为人民服务”在今天依然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需承担的任务。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今日的“人民”已经不同于当年的“人民”。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出现，当今的“文艺”也不同于昔日的“文艺”了。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下，我们的“文艺”如何才能坚持为“人民”服务呢？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历史是无情的，在历史面前，一切都变动不居。在我们谈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时，一般的、表态性的说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有在变化中审视这一问题，把它落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它才会显示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来。那么形势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首先，现在的“人民”已经不是70年前的那个“人民”了，甚至与30年前的“人民”也不可同日而语。《讲话》发表之时，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为农民，90%以上的人不识字、没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蓬勃发展，现在城市人口数量迅猛增加，农业生产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现在我国已经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消除了青壮年文盲。这就意味着当下的“人民”中大多数已经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了，在几十年前他们是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面对这样的人民，过去那种启蒙式的宣传教育显然不行。人民大众不仅有文化知识，而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价值标准与审美趣味。他们对“文艺”不再像其目不识丁的祖辈那样抱有敬畏之心，而是将文艺当作一种文化“快餐”来消费。他们的审美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下大众审美文化的走向，也就是说，他们真正成了“主体”，而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面对着这样的民众，我们的文艺应当如何去“普及”和“提高”呢？这显然是个复杂的、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其次，当下的“文艺”也不是当年的那个“文艺”了。延安时期的文艺形式主要是小说、戏曲、诗歌、散文、绘画等传统形式。而对于大多数不识字的工农兵来说，能够接受的艺术形式主要是各种类型的戏剧、曲艺以及宣传画之类。今天最主要的“文艺”形式是什么呢？这似乎很难说清楚。显然在以电影、电视、互联网为载体的各种大众娱乐形式面前，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之类的传统文艺形式已经被极大地边缘化了，有的甚至成了少数人的“特殊爱好”。这些层出不穷的新的“文艺”形式究竟能够担负怎样的社会功能，它们对于社会大众的精神世界具有怎样的影响作用，这些都是社会现实提出的新问题。 再次，当下的“文艺工作者”也不再是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了。《讲话》开宗明义地问道：“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那么谁是“我们”呢？在当时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理解为共产党或者整个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从“我们”作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普及”与“提高”的主体来看，则又主要是指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或者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那么，现在来谈论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时，其中作为主体的“我们”是不是还是当初的那个“我们”呢？二者显然不可相提并论了。今日的共产党也不同于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以前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社会发展，二者大不相同。主要任务不同，其看问题的角度也是大不一样的。今日的文艺工作者也完全不再是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了。当年的文艺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现在则是一种职业；当年的文艺工作者是战士，与前线拿枪的战士并无根本不同，而现在的文艺工作者是通过文艺活动谋生的人；以前的文艺工作者主要由作家、艺术家、批评家、理论家构成，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则包括各种影视、网络、音像作品的策划者、制作者、经营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媒介人”，其范围显然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