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社会科学，现代公共关系学历经百年理性的思考与实践，终于发展为一门经世致用的“显学”。现代公共关系学之父爱德华·伯纳斯提出，公共关系的本质是“搞好关系，为了公共利益”。但时至今日，这一共识始终未能达成，公共关系学科的正当性遭受质疑，学科边界始终模糊不清。公共关系真的如哈贝马斯所说，是导致媒体丧失公共领域的一股封建势力(哈贝马斯，1999)①，还是如格鲁尼格所说，公共关系帮助组织创造并维持了权力与宰制的结构(J.Gruning，1993)②，拟或如其他公关学者所说，公共关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社会倡导者(Edwards Bernays，1955)③；公共关系不是当前盛行的宣传、说服与操作，而是足以帮助创造社群感的互动合作与公共传播技术(Kruckeberg，Starck，1988)④；公共关系是协商民主的一个规范模型(Lee Edwards，2016)⑤；公共关系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提升了社会资本(Maureen Taylar 2000)⑥。公关学者们一方面殚精竭虑地提出各种具有创见性的公共关系定义，企图规范公共关系知识体系，画出清晰的学科边界；但是另一方面，公共关系定义的多样性和竞争性，又使得建立公共关系共识的目标遥遥无期，这虽然充分证明了公共关系学术研究的活跃程度，但也带来了公共关系学科发展的集体焦虑：公共关系有“学”吗？公共关系学是什么？公共关系学可以如何想象？如何超越既有公共关系学为企业服务的主流论述，突破公共关系被拘于应用传播学的藩篱，回归公共关系的社会关怀和“公共性”诉求？公共关系领域的主要理论和学术共识是什么？哪些现实问题值得关注？哪些文化视角具有解释力？要系统回答这些问题，实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工作。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本像美国《公共关系理论》(Carl Botan，1989，2006)⑦⑧、《公共关系手册》(Robert Heath，2011；2014)⑨那样的理论集大成之作，这反映了中国公共关系学界迄今未能对公共关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发展出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论述，也没能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提炼出独具中国特色、又具全球视野的问题意识，这也难怪中国公共关系学界充满着“美国腔的学术声音”。 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指出：研究社会学不只是分析社会现况，还应该指出社会发展的可能方向，以供世人遵循⑩。值此中国公共关系学会(PRSC)成立之际，也是中华公共关系学术社群形成之时，本文拟效法米尔斯指引社会学方向的精神，试图提出“公共关系学的想象”，旨在推动大家对公共关系学科的深入讨论和系统思考，激发大家对公共关系“智识品质”的洞察力。 一、公共关系学科的“阈限性”想象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公共关系学自始至终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尊严和地位，公共关系学科的“正当性危机”，如同其与生俱来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一样，远远超过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2011年，三十而立的中国公共关系学科被迫从新闻传播学科转入公共管理学科，其背后的深层原因非常复杂，虽然离不开知识和权力的共谋、离不开新闻传播学科的“忽视”，但是，公共关系学科自身的本质阙如放弃学科主权、开放学科边界、专业精神缺失、知识领域混乱等等，也是导致公关学科被“驱逐”命运的根本原因。黄懿慧曾提出网络公共关系的新概念(11)，并梳理出了中国公关学科正当性的五大危机，主要是身份正当性危机、道德正当性危机、共同体分化之危机、学科设置危机以及学术力滞后危机(12)。她认为，学术力滞后之危机是阻碍公共关系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深层因素，本文深以为然。 在60年代，施拉姆曾用“许多人穿过，很少人逗留”来形容传播学学科基础的认同危机，如果说传播学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那么公共关系学则是处于“之间的空间”的阈限学科。在这里本文想引入“阈限性”(liminality)概念，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公共关系学科的独特本质，重新思考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及其环境的互构关系，重新想象公共关系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公共性命题。 “阈限性”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主要来自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的“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研究和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Turner)的《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和《象征之林》等著作。所谓阈限性，主要是指“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之间性状态(between states)”(13)。主要体现在一个仪式的中间阶段，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比如教堂、婚礼、旅游、城市广场等，都是具有仪式感的阈限空间。阈限的“之间”和“模糊”特性是文化意义上的，并且具有在不同结构性状态之间转换的功能，这些特征可以很好地说明公共关系学科的“之间本质”。 根据“分离—阈限—重合”的阈限阶段理论，一个组织机构首先必须从自身的私领域中分离出来，进入一个叫做“公领域”的“之间的空间”，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平等性的互动与分享，才能产生“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的融合效果，最终实现多重意义价值的“象征之林”，这样的阈限时刻或持续或短暂，但无论多么短暂，阈限时刻呈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普世的社会联结，它在结构的间隙和边缘出现，却充满了生成的潜能。用特纳的话说，“阈限性充满了力量和潜能，也充满了实验和游戏”(14)。也就是说，经由阈限，人们获取共融的体验，这是一个主体性及其公共性得以建设并经历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