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日益受到传播学界和公共舆论学者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框架和框架效应的论文已经远远超过主导舆论和传播学领域的“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理论，成为美国舆论学界的研究焦点。①框架理论的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揭示了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的许多微观机制，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民主体制下的民意汇集和舆论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公众的心理特性、外部信息、舆论场域等诸多因素都会对最终的民意和舆论倾向产生影响。 中国的公共舆论曾经由官方媒体长期主导和掌控，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体的商业化步伐加快，特别是随后兴起的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崛起，使得中国的公共舆论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商业化报纸日益获得普通民众的信任，②而民众获取各类信息的渠道也更为多样。③传统的官控媒体尽管仍然主导着舆论方向，但是各领域的精英乃至为数众多的草根民众在舆论话题创造和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2014年11月，《辽宁日报》发表《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对作为知识精英的大学教师“眦必中国”的现象做了报道和评论，引发知识界和舆论的热烈讨论。那么，在新媒体时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乃至普通公众对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公共舆论能够反映真实的民意还是成为可以由媒体、精英或者政府任意操控的政治工具？对于这些问题，国内的研究仍然十分少见。为此，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对象，对精英话语的影响力进行初步的实证研究，以探索精英框架是否对大学生乃至普通公众足以产生影响。 一、理论与假设 (一)框架与框架效应 “框架”是一个与议程设置理论十分相似且存在紧密关系的政治传播概念，指通过报纸、电视新闻或者个人等信息源对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议题进行界定的过程，这个界定过程框定了哪些事项与该议题相关。④它通过语言修辞、表述风格、逻辑推理、价值诉求、图片展示等方式对某一社会政治议题提供一种主导性的角度来影响公众对争议性议题的评价和判断；还通过选择性描述来凸显该议题的某个方面或属性，“以便促成人们对某一议题或问题给予定性、归因解释、道德评估或处置意见”。⑤ 学者们对框架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传播框架(frame in communication)或媒体框架(media frame)，用以指称媒体、政客、精英等发言者在向受众复述某一个议题或事件时所使用的措辞、形象、短语和表述风格。比如讨论对“是否应允许三K党游行”的相关议题时，是强调公民的自由权利还是强调社会的公共秩序。这类框架也可看作是框架主体。第二类主要聚焦于框架客体的研究，一般称作思维框架(frame in thought)或个体框架(individual frame)，主要研究受众相信或者偏爱一项议题中某一方面的属性，并探讨其形成原因。比如在关于“是否应允许三K党游行”的议题中，受众偏好公民自由还是社会秩序以及为何如此。⑥按照设定框架的主体，框架又经常被细分为精英框架(elite frame，即各类精英通过其话语和文字设定的框架)、媒体框架(media frame，即媒体的报道倾向和风格设定的框架)、政党框架(party frame，即某个政党按照自己的政治倾向设定的框架)、公众框架(public frame)或者受众框架(audience frame，即公众头脑中业已存在的框架)等。当某一主体设定的框架在一定时间内对框架的客体(即受众)发挥了作用，塑造或影响了受众对某个议题的看法，使之态度相比原来发生了变化，也就意味着发生了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框架效应通常具有即时性，即受众受到某一框架的影响往往具有时效性，这种效应在框架主体渲染框架的短期时间内更为明显，并随时间推移其效应有所减弱。比如美国大选期间，各竞争政党往往利用媒体框架对公众的影响作用，企图在短时间内左右选民的态度，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但这种作用常常在美国大选结束后失去效果。 框架效应被视为这样一个心理机制发生的过程。首先，受众头脑中必须储存着某一考虑事项或观念，也即思维框架，比如，言论自由、社会秩序等。如果受众记忆中没有言论自由的观念，那么他就不会受到言论自由框架的影响。受众在对某一议题做出判断和评价时，这些需要考虑的因素会自觉与框架设定的属性发生联系，即当媒体框架或精英框架进入受众头脑之后，会与受众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各种思维框架产生互动，唤醒公众头脑中与媒体框架或精英框架倾向一致的思维框架，使其在受众做出判断的关键时刻占据更加显要的位置，从而改变受众关于该议题的态度。框架主体对框架客体产生影响的这一心理过程，也经常被描述为启动(priming)。可以认为，框架效应的整个发生过程中包括了启动效应。由于人的头脑中往往存在多个思维框架，哪一种能够被唤醒并产生效应可能取决于框架本身(如使用的措辞、表述方式等)，也可能取决于一些外部情境。比如，“9·11”事件后，美国公众的国家安全的信念就可能被唤醒，其重要性会优先于公民自由的价值。又比如，如果一篇有关香港“占中”运动的新闻报道更多强调的是“社会秩序优先”框架，而刻意忽略“自由民主优先”框架，那么阅读该则新闻的中国公众的“社会秩序”框架就可能被唤醒，而“自由民主”框架则被掩盖。 影响框架效应的因素基本可分为三类：一是作为主体的媒体框架或精英框架的自身特性，比如议题中框架所使用的措辞、表述方式、框架出现的频率、框架自身所内含的意识形态立场、框架来源的可信度等都会影响框架效应的强弱。⑦二是作为受众的普通公众的个体特性，比如个体党派倾向的强弱、意识形态倾向、政治知识水平都会对个体接受或拒斥哪种框架产生影响。⑧三是框架效应发生时的具体情境，比如，受众接触的框架是单一出现的(无竞争性框架)，还是与其他框架同时出现(有竞争性框架)；不同框架之间的强度差异，即构建出来的是强框架还是弱框架；受众在面对不同框架时是否同时伴随着辩论、交流等沟通方式。⑨现实中的框架效应是在以上三大类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当各类因素交织在一起时，框架发生的作用机制和效应就显得非常复杂。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也发现政治信息传播机制非常复杂，其背后还隐藏着许多秘密有待揭示。在对国内中文期刊的研究成果整理后我们发现，对框架及框架效应的研究，国内仅有个别学者对该理论的国外研究状况做了文献整理，⑩而运用框架理论对中国政治传播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在国内期刊上仍十分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