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廖永安,李世锋,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廖永安(1972- ),男,湖南安化人,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治湖南建设与区域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主要从事诉讼法研究;李世锋(1972- ),男,湖南嘉禾人,湘潭大学反腐败司法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刑法刑诉研究。

原文出处: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中所包含的思想教育、道德教化和作风整顿等,是建设和捍卫党和国家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大公无私,高风亮节的精神和人格气节,以及他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是民族历史中永恒的正能量,永远鼓舞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在当前反腐败新形势下,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不容置疑地值得我们发扬与传承。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6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6)02-0001-06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观点和指导原则,反腐败思想就是其中的内容之一。他在总结革命和执政党的经验与教训中,探索出了一条控制公共权力腐败,避免“周期率”重演的反腐败之路,其中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是提高干部思想道德水平,预防控制腐败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以德防腐”思想的科学内涵

       “以德防腐”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强调以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化的方式,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而在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的防线。

       (一)“以德防腐”的理论性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按照其发展变化,可以分为国共合作到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建国初期到党的八大、八届十中全会到“文化大革命”四个阶段。[1]其产生的大致时间是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孙中山“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权思想时,毛泽东就开始对廉政与权力问题进行了思考。[2]到1929年毛泽东撰写《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标志着毛泽东廉政思想的萌芽与形成。[3]毛泽东廉政思想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了马列主义廉政理论,是长期廉政建设实践的总结。它形成于中国廉政建设实践中,又在实践中成熟和发展。他的廉政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中,几乎一半以上的著作涉及廉政问题,其中《整顿党的作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论人民民主专政》、《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著作,集中论述了廉政的问题。此外,毛泽东的许多书信和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报告、讲话和批示,也对廉政问题进行了大量精辟的论述。而“以德防腐”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另一种演进与发展,它始终伴随着廉政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

       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重视道德的巨大作用,认为党员干部道德高尚,思想革命化了,就可以避免或减少腐败现象的产生。相反,如果道德迷失,思想消极,那么什么肮脏事情都做得出,包括贪污腐败。[4]187毛泽东认为,人的腐败行为和廉政行为往往受道德情操影响,道德高尚就必然抑腐倡廉。因此,毛泽东特别注重“以德养廉”、“以德促廉”和“以德倡廉”,注重思想教育、道德教化和作风整顿,严格要求党员干部要以高尚道德和情操抑制恶念与贪欲,应勤俭自守,以俭保廉,警惕“糖衣炮弹”,确保为政清廉。

       在毛泽东看来,理论指导实践,思想支配行动。抑制腐败,根本是要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1]因此,毛泽东要求党员应具备共产主义的政治觉悟和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要求党员干部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自身的不正之风;必须经常性的开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反腐败教育,才能保持思想革命化。

       (二)“以德防腐”的科学性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博大精深,“以德防腐”思想体系完整而严谨。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着重从思想意识方面剖析党内错误和腐败现象的根源,带有浓郁的道德劝诫色彩。[5]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内涵以德养廉是基础,以法治廉是重要内容,民主保廉是精髓。[6]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廉政建设的主要路径是“以德促廉”是基础,“民主督廉”是关键,“依法治廉”是保障。[7]从上述学者的观点来看,毛泽东以德养廉、以法治廉、民主监督的廉政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互相联接、互相制约的完整的思想体系。[8]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以德养廉”或者“以德促廉”思想,实际就是“以德防腐”的思想。毛泽东“以德防腐”思想的内容,不仅仅涵盖道德层面,还包括思想、作风、廉言与廉行的层面。它以道德建设为核心,以思想教育为手段,以作风整顿为保障,以廉言与廉行统一为标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具有完整的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性。通过“以德防腐”思想,对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和言行予以一体化地规范和约束。同时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廉言与廉行相统一,为“以德防腐”树立一面标杆和旗帜,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反腐倡廉思想。毛泽东的“以德防腐”思想揭示了人与社会、人与经济和廉政与腐败的斗争规律,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所论及的问题不是对事实和过程的简单描述,而是触及廉政的阶级本质,揭示了各种廉政现象同阶级本质的联系;它不是各个个别理论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9]且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有人认为“以德防腐”在当前反腐中属于螳臂当车,预防腐败应依靠制度和法治的力量。笔者认为,制度和法治固然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但人是事业兴衰的根本,是生产力、制度建设与法治运行的主要要素。任何法律制度的运行均离不开人的参与,任何腐败现象与行为,无不源于人的思想滑坡和道德沦丧。故人的作用、人的思想和道德,任何时候均是影响制度与法治运行的关键因素,显然“以德防腐”并非悖论。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