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2-0071-12 一般说来，在特定历史时期和背景下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很有针对性。中共中央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成长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一问题具有普遍原则性，“而非仅适用于某一特殊地区或若干特殊个人的问题。”[1](P274-275)特殊地区显然指延安，若干特殊人物包括著名作家萧军，该文件可以说对延安时期的萧军作出了定论。但是，学术界和时人对萧军与毛泽东交往的研究和叙述存在着问题，认为萧军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①，甚至认为“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毛、萧交往所引发、导致的最大历史性成果”。[2]本文重新加以探讨，力图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否只是萧军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第二，萧军所说的“文艺政策”和毛泽东所要规定的是否同一？第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何针对性？ 一、从亲自看望到挽留：毛泽东对萧军的赏识和期望 1935年8月，萧军发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描写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同日伪军队、地主汉奸进行斗争的场面，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勇形象。这部小说是在中共提出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政策的背景下发表的，得到了中共的高度评价，胡乔木指出：“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人民革命军是怎样组成的，又在怎样的活动。”[3]还不能断定毛泽东是否读过这部小说，但是，从他在1937年10月19日阐述鲁迅精神时引用发表于1936年11月上海《作家》上鲁迅致萧军信的情况来看，说明他了解萧军。 1938年3月21日，萧军抵达延安。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派人“先到招待所去看望萧军，问他愿不愿意去见见毛主席”。[4](P333)萧军回说：“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繁忙，我就不去打扰了!”[5](P478)毛泽东却于次日上午“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6](P436)接着，邀请他出席欢迎文艺工作者的宴会、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等一系列活动。可见，毛泽东“当时比较赏识萧军”。[7](P54) 但是，萧军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主张与毛泽东的不同。他在宴会上发言“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8](P99)他“完全不考虑时代和地点，歪曲地引用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在一个讲演中说的一些话，‘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等等，说政治家和文学艺术家不可能互相了解，应该各走各的路”。[9](P425)他还强调“共产党人文化教养应该补充”。[10](P527)康生“作了长篇讲话，阐述党的文艺政策，中间针对萧军的发言，不指名地批评了一通，萧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8](P99)毛泽东发现萧军：虽然性格直爽，但是倔强和自负，个人主义严重；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坚持文艺的独立性。萧军自己也说：“第一次离延安，自己留给这里的印象并不太好。”[11](P456) 萧军虽然寻找机会去五台山，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于是在4月到兰州，后到成都。他积极从事抗日文艺运动，以杂文揭露国统区的黑暗和国民党消极抗日，成为国民党秘密逮捕、暗杀的重点对象之一。1940年6月15日，他携妻子女儿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帮助下到达延安。 在萧军第一次离开延安和返回期间，中共在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政策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融入到工农兵中去以建立一支坚强的抗日文化军队的政策。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文化工作者称为“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为“亭子间的人”，要求双方革除自大，发展文艺的统一战线。4月28日，他论述了“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功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7](P252-253)1939年5月，他以纪念五四运动为契机，号召文艺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2](P560)12月1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纲领性文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以“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一方面要帮助知识分子克服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12](P618,619)胡乔木指出：“把毛主席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7](P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