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5)06-0100-07 201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修订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无疑是一部研习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不可或缺的权威论著，但由于谱中涉及的史实与事件繁多之故，有些记载难免会有差错。本文拟在比对时人日记及重庆《新华日报》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就年谱中的若干史实错讹之处作一考辨。 一、1935年9月20日“宕昌县哈达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地点应是鹿元里，哈达铺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应是在1935年9月23日召开的 《毛泽东年谱》“1935年9月20日”条目记载：“在宕昌县哈达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日，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①《张闻天年谱》则在“1935年9月22日”条目中记载：“出席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的团以上的干部会。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红军前进的方向是陕北，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②《周恩来年谱》也在“1935年9月22日”条目中记载：“本日，和毛泽东等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③。三谱记载的时间不一致，究竟干部会召开的时间是何时？ 从时任红一军团(9月12日俄界会议后原属红一方面军的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整编工作持续到行军至哈达铺完成。)直属队总支书记萧锋及红一军团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的日记来看，《毛泽东年谱》“1935年9月20日”条目中记载的两个会议的信息均有差错。萧锋1935年9月20日日记记载：“晨出发，经岷山山脉，过干树沟、花北坡、晴条、新寺沟，到鹿元里宿营，行程七十里。”④林伯渠该日日记亦记载：“早五时半行，行约七里到鹿园里宿营。是日司令部命令取消先遣工作团、财委会，改组供给处。午后五时开干部会，毛主席报告行动方针与任务。”⑤林伯渠21日日记记载：“十一时前本处改编完成。支队部(即陕甘支队司令部——引者注)命令本处须立开前进五十里之荔川镇筹粮。午后三时行，行二十五里至哈达铺宿营。”⑥萧锋22日日记记载：“晨出发，沿岷山山脉前进，下山到达哈达铺宿营，行程七十多里……晚上，打了几家土豪，改善生活……我同罗荣桓、邓小平、谭政等首长坐在一起吃辣子炒鸡……军团通告：部队在这里休息，收容掉队人员，筹备粮食，进行政治动员。”⑦萧锋次日日记又记载：“方面军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作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⑧。由以上日记内容可知：(1)193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鹿元里(或作“鹿园里”)，21日只是负责筹粮的供给处(取消了的先遣工作团和财委会在内)先行至哈达铺；从22日罗荣桓、邓小平、谭政、萧锋等重要干部行军至哈达铺及军团部(即陕甘支队司令部)通告部队在哈达铺休整的情况来看，毛泽东任政委的陕甘支队司令部也应是在9月22日到达哈达铺的。(2)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点只能是鹿元里而非哈达铺。(3)哈达铺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是在1935年9月23日召开的，现今各领导人年谱所记的“9月20日”、“9月22日”均误。 二、东征回师后大相寺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是1936年5月14日召开的，大相寺在延川县境内而非延长县 现谱“1936年5月13日”条目记载：“在延长县大相寺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⑨但萧锋该日日记的记载则是：“上午，我骑骡子到岔口大相寺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开团以上干部会，到达后才知道今天不开了，要明天开。”⑩萧锋次日日记记载：“晨七时出发，我同阮金庭团长、一团长陈正湘、政委袁升平、十三团团长朱水秋、政委黄振堂等同志，骑马到岔口方面军司令部开会……上午十点钟正式开会……会上，首先由毛主席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11)萧锋15日日记记载：“继续开会，分小组讨论本位主义的危害，列举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及其危害性。会议至下午六时结束。七时半，毛主席作了总结。”(12)由此可见，1936年东征回师后大相寺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是5月14日召开的。顺便指出，此次会议的地点大相寺在陕西省延川县境内而非延长县。萧锋14日日记记载因会议取消他又返回驻地文安驿镇，“往返四十里”(13)，由此可见大相寺应距文安驿20里路程。另据李东朗考证：东征回师时，“红军和中央领导人是从清水关、铁罗关、于家咀渡口西渡黄河的，而这些渡口的西岸都在延川县境”；“经查，延长县交口镇没有‘太相寺’或‘大相寺’的地名，延川县关庄乡有‘太相寺’的村庄，而延川关庄、禹居、文安驿等地则是东征红军回师后的驻地，因此大相寺在延川县域应是确定的(大部分红军将领回忆会议的地点是在延川县，现在当地中共党史表述也是延川县)。至于‘大相寺’还是‘太相寺’之谓，按理应是‘大相寺’，因为当地方言把‘大’发成近似‘太’的音”(14)。 三、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是在凤凰山麓接见印度援华医疗队五位医生的 现谱“1939年3月15日”条目记载：“在杨家岭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五位大夫。”(15)巴苏华(原名B.K.巴苏)该日日记也详细记载了他们应邀去见毛泽东的情况：“我们登上了救护车，涉过延河，从南门驶入遭到破坏的延安城，又一路颠簸穿过高低不平的小巷，最后在西北的凤凰山麓一个泥围墙的院子前停下车。我们下车走进院子。院中有并排的三孔窑洞……我们走进窑洞后发现，这三孔窑洞原来是相通的，而且不是真正的窑洞。因为门对面墙上开着一扇窗，阳光穿过窗子射进室内。”(16)据此即可确定，毛泽东本日会见爱德华等五人的地点是凤凰山麓而非杨家岭。一则有巴苏日记的明确记载。二则从当时爱德华等人的住地延安南门外与杨家岭(1938年11月20和21日日机轰炸延安后毛泽东由城内凤凰山麓迁至城东北5里杨家岭山脚下居住)的位置关系来看，如果从南门外去杨家岭最便捷的路线是走城东延河旁的大道；若定要从城内绕行则必须是进南门后直走南北向的大街(不必拐行高低不平的小巷)、出北门、再过延河、驶入一条狭长的山沟方可到达毛泽东住处，但巴苏日记中记载的行车路线并非如此。三是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是在黄土山崖上开挖的窑洞，不存在于门对面墙上开窗、阳光可以由此照进室内的可能。另据延安地情网记载：毛泽东接见英国记者贝特兰、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疗队柯棣华等人均是在凤凰山麓(17)。由此亦可知，毛泽东迁居至杨家岭后并非再未涉足城内凤凰山麓原中央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