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1-0048-09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深化毛泽东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议题，而且更是一项关涉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议题。因为毛泽东在当代中国所具有的多元复杂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判断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晴雨表”与“参照系”，这使得毛泽东在当代中国愈发成为一种象征性存在或政治符号。正如国外有学者所言，毛泽东的持续性意义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发动具有灾难性影响的“文革”，而且因为他的思想改造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并且仍然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争论的基础性内容。①在此背景下，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也超越了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从而具备了更加广泛的现实性与政治性意蕴。如何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一直构成了国内相关研究者不断尝试进行“理论突围”的重要话题。近年来，有学者在对目前毛泽东研究困境进行“理论诊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认知性研究”为依托深化毛泽东研究的新思路，②并以此为理论抓手，重新解读毛泽东时代的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空间。 本文拟就认知性研究的针对域、理论规定性以及现实挑战等问题做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期冀学界能够重视并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并最终为拓展毛泽东研究提供新的路径支撑。 一、“针对域”：毛泽东研究的综合定位及其理论困境 认知性研究的提出，并非是单纯的学术兴趣使然，而是理论与现实发展双重需求所共同决定的。认知性研究之所以在此时被明确提出，既是国内毛泽东研究学术化路径经过三十余年发展历史之后的内在本质要求，也是当前国内毛泽东研究进一步发展所不得不克服的理论困境，更是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受毛泽东及其思想影响的当代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所必须加以求解的“难题”。正如徐俊忠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毛泽东研究问题上，提出强化认知性研究的问题，是对于当下社会政治思维对立、混乱的一种反应，是对于学术界学风空疏、‘曲笔’盛行、历史虚无主义泛起的一种表达。”③具体而言： 一方面，毛泽东研究超越了单纯历史研究或人物研究，它作为一项复杂综合性思想议题的定位，决定了必须依赖认知性研究以获得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共识性勾画。诚然，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属于某一阶段或某一点，因此，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具体历史人物加以研究。但由于毛泽东在“三大历史坐标”(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人类现代化史)上的非替代性影响，使得关于他的研究从根本上区别于单纯历史人物研究，而具备了复杂历史与现实因素相互交织的综合意蕴。在此背景下，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不仅构成了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及其争论的钥匙，而且也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及其走向的关键。④关于毛泽东研究的综合意蕴，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当前研究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所呈现出的政治意蕴，无论是在国内抑或是国外，都很难摆脱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纠葛而获得其纯粹独立的学术地位。就国内研究而言，对毛泽东的解读始终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就异域研究而言，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兴起在起源上无外乎首先是从属于“区域研究”(Area Study)的范畴，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服务于政府政策咨询的功能，这一点从作为国外毛泽东研究重镇的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发展史中便可窥见一斑——该中心最初成立的两笔经费分别来自美国空军与国防部。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始终不是以纯粹独立的学术性研究而出现的，它在当代中国甚至构成了政治权力话语建构与反建构争夺的核心之场。因为如何理解毛泽东、如何评价毛泽东显然已经超越了对单纯历史人物的定论，而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乎如何理解中国的过去(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中国的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时代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两个三十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中国的未来(以毛泽东为坐标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回到毛泽东”、“背离毛泽东”抑或是“发展毛泽东”)。因此，在毛泽东研究与评价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立场、观点之问的差异甚至是尖锐对立，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在“决议”中所设定的评价认识毛泽东的基本原则，不断遭受各种思潮的挑战与冲击。如徐俊忠教授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正是因为毛泽东研究以学术化方式(改革开放以后真正开启)所展开的历史之短、推进之难，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导致在毛泽东认识与评价问题上的分立态势，再加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的歪曲以及对主流认识的解构与畸形化重构，构成了当前历史条件下提出认知性研究的根本依据。⑥ 另一方面，毛泽东研究因认知性不足而导致的“理论贫困”状态，是当前提出认知性研究的直接动因。实事求是地说，当前国内毛泽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走向了理论发展的困境，但吊诡的是，这一研究领域学术化路径开启的时间却并不算太长。如何解释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何种原因导致认知性研究的缺失？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固化与思维惯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催生的方法论上的非自觉性。许多研究基于意识形态的固化结论，以标签化思维对待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直接贴上“yes”或“no”的标签，其在本质上是极端化约主义思维的表现。这种认知方式抽空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性，研究者并非以一种“在场”的身份去审视、评价毛泽东及其时代，而是一种非历史性理论臆测。倘若毛泽东研究可以超越历史认知与情感纠葛基础上实现贴标签式的“排队占位”式处理，那么如有学者所言的那样，这种研究将不过是最为无聊的事情罢了。⑦其实，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用简单“正确”或“错误”的标签就可以衡量。毛泽东在其中蕴含的伟大战略构想与现实运行中复杂阻力之间的紧张张力关系，必须要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回到毛泽东时代，通过对丰富历史信息的真实而全面的把握，方能洞察其中所具有的长远而深刻的价值，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认知性研究。⑧上述非认知模式在本质上是研究者的理论不自觉性使然，因为他们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真实历史情境展开的，而更多的是在抽象理论逻辑框架内进行理论思辨或推演的结果，并以此建构出关于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伪生长状态”，并在这种认知不足的基础上展开相关理论模型的建构。诸如，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因此在评述毛泽东晚年实践时，以实事求是原则为出发点，通过列举毛泽东晚年实践违背这一原则的方面加以组合拼接，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晚年实践的基本图景——不断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不断走向失误。但问题是，缘何毛泽东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在现象层面所罗列的诸多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实践背后，其内在本真价值诉求又究竟为何？这种价值诉求与现实实践中诸多因素之间的张力关系又究竟如何？上述问题只有建立在对历史发展情况真实而全面的把握基础之上，方能得到清晰的彰显。而这种通过抽象逻辑推演或者理论拼盘所建构出的毛泽东及其思想肖像，更多地不过是研究者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甚至，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背景下，研究者基于不同立场、不同理论偏好及其利益限制，他们并不期望建构出所谓真实的毛泽东思想肖像，而更多地倾向于建构出符合自身诉求的毛泽东的形象，这就是毛泽东肖像的多元化存在。换言之，每个主体心中都存在着一个从属于他自身的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毛泽东对于不同国人代表着不同意义，其多元变动的理解会催生不同的效应，这就是毛泽东形象丰富性与差异性并存的现实。⑨因此，正如徐俊忠教授所言，目前国内毛泽东研究所遇到的困难与障碍，究其本质原因，在于“认知不足而难以强有力地回应各种对于毛泽东的误解、歪曲和妖魔化，也表现在由于认知的广度、深度的不足，影响了我们对于毛泽东思想这份遗产的全面体认、估量和继承。”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