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学的诗性智慧的思考是对教学本质认识的深化与拓展，因为教学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认识过程，而且还包含诗性和艺术性；教学过程不仅仅追求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而且还更应该有对学生情感、精神世界的涵养和培育；教学过程不仅仅是对教材书本知识的学习，而且更应该体现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探寻教学的诗性智慧在于探索、发现并丰富对教学本质的再认识，变革过于注重知识记忆、训练与考试的教学现状，其实质是重新协调认知与情感、理性与经验、具体与抽象、身体与精神等关系，这种变革从根本上讲需要研究者、教师、行政人员更真实而科学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平衡教学本质应有的诗性智慧与理智智慧。 一、教学的诗性智慧由何而来 最早明确提出诗性智慧的是意大利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维柯。维柯提出的诗性智慧是先民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智慧。他在《新科学(上册)》中指出，诗性智慧是早期人类凭借他们无知和强大健壮的身体感知、想象、认识、创造事物的智慧。诗性智慧是维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思想的反叛，改变了西方传统哲学以追求永恒不变的抽象真理为旨归的认识论方向，把人类早期的以可变性为前提的创造性活动看成人类认识活动和理解世界万物活动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确认了科学与艺术背后共同的创造力源泉，也确认了人类自我创造的新的本体论形态。先民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诗性智慧的最大特点在于凭借身体感知而不是凭借理性认识事物，用已有的感知经验去认识陌生的事物，运用比喻、拟人、夸张、隐喻、比较等具有自然特征的语言创造性表达所认识的事物。人类心灵自然而然地倾向，并凭借各种器官去外界事物中看到心灵本身，只有凭借艰巨的努力，心灵才会凭反思来注视自己。[1] 通过诗性智慧，先民不仅认识了自然、他人和社会，而且也认识了自身，这是先民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和方式。先民犹如初生的孩童没有推理能力，他只有依靠自身具有的敏锐感觉力，经过想象创造性地用故事、神话、戏剧等方式诠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发现不断发生的世界的意义，体验自身存在的感觉。这种理解不是通过分析与推理，而是凭借充满情感的人性。因此，维柯认为，人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发展过程的复演。他通过复演早期人类的认识发生来揭示人认识事物的本真过程，揭示人的解放、人性的尊重首先是解放感官，以此来诠释新科学。质言之，新科学不仅包括理性抽象逻辑思维的推理与演算，而且更应包括人的感觉、想象、愿望、情感等诗性智慧。有诗性智慧的理性智慧才能肩负起理性启蒙的重任。 早期人类的智慧本是诗性智慧，文化是诗性文化。犹如英国人文主义哲学家菲利普·锡德尼所言：“在一切所共知的高贵民族的语言里，诗曾经是无知的最初的光明的给予者，是其最初的乳母，是她的奶逐渐喂给无知的人们以后能使用较硬的知识。”[2]在我国，孔子是最早提出诗教且进行诗性智慧教学的人。在他看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可以净化灵魂使人温润敦厚至真至诚。他不仅修订《诗经》，而且倡导用诗来教育年轻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的弟子常常在杏坛边读书，而孔子本人则休坐杏坛之上弦歌。后人以“弦歌”比喻教学。我国最早的教学论著作《学记》也彰显了教学的诗性智慧。“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不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古代教育家如唐代韩愈、宋代胡瑗、明代王阳明均善于进行诗性教学，以陶冶思想情感，增进知识，涵养精神，促进青年一代发展。 在西方，早期的教育是通过阿波罗和诗人们引导青少年走向正确的道路。《荷马史诗》是古希腊青少年的必读教材。苏格拉底认为，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是模仿，只得到影像并没有抓住真理。在柏拉图眼里诗是非理性的，是感性的、情绪化的代表。他提倡用诗歌、游戏等作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但教学以培养具有理性精神的“金质人”为最高境界。这是因为，柏拉图坚信理念是事物的本质，感性事物的美是理性美的零星的模糊的摹本，艺术就是对感性事物的模仿。[3]在漫长的中世纪，理智智慧更是教学坚贞不渝的培养目标。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性张扬旗帜之下，教育家对教学的诗性智慧有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在夸美纽斯看来，教学就是一种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全部艺术。这种艺术追求使青年男女，毫无例外地，全都迅速地、快捷地、彻底地懂得科学，纯于德行，习于虔敬。[4]卢梭用他的“自然教育”理论说明“由于所有一切都是通过人的感官而进入人的头脑的，所以人的最初的理解是一种感性的理解，正是有了这种感性的理解做基础，理智的理解才得以形成。若用书籍代替感官，与其说是教给理性，毋宁说是教给我们袭用他人的理性。”[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