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6)04-0063-07 以父母为表征的家庭背景对人们的教育获得和职业地位及经济收入有着深刻影响。中国“拼爹”现象的再现既体现了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男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体现了长辈的社会地位对子女社会地位的巨大影响。[1]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细化，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当中，并向“男权”社会提出挑战。教育职责向家庭延伸的趋势使得子代的培养以及教育更多地依赖于母亲的因素。“教育拼妈”和父亲在子代教育中的缺席使我们不能忽视，在中国社会经历巨大转型、中国阶层结构重新得以形塑的背后，家庭背景中母亲的因素究竟对中国的教育再生产以及阶层再生产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无疑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假设 (一)研究背景 1.地位获取模型中女性变量的演变 布劳和邓肯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采用递归式(recursive)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方法，分析了个人在代际(父子)和代内的垂直社会流动中受到先赋性(ascribed)因素和后致性(achieved)因素影响的问题。他们根据有关地位获得的理论假设，以先赋性因素(16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教育程度)和自致性因素(年龄在20～64岁的男性，N=20700，被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初职职业地位”和“目前职业地位”)为自变量，以个人在社会流动中所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地位)为因变量，建立同时考虑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统计模型。该模型结果表明，以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对个人当前职业地位变化的解释水平约占影响强度的20％，而后致性因素约占46％，剩余部分是模型未涉及因素的影响。该模型提出的时代背景决定了该研究将关注点聚焦于美国男性与其父亲之间的职业地位继承关系，从而导致了女性的缺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女性缺场的客观因素是二战后提倡妇女回归家庭，较少女性参加工作。[2] 1960年代末，以塞维尔、豪泽为代表的威斯康辛学派则在批评地位获得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心理模型，强调将社会心理因素(个人智能、努力程度、父母学校鼓励等变量)作为中介调节的外生变量纳入模型，从而形成威斯康辛地位获取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括了母亲的影响，而且把自变量从仅仅包括社会结构因素扩展到包括社会心理因素，变量也从5个增加到8个。这些变量包括职业和教育抱负(educational/occupational aspirations)、智能(mental ability)以及有显著影响的其他人，包括母亲、兄妹、教师(significant others' influence)等等。虽然这个模型考虑到母亲的影响，但调查的受访者仍然是清一色的男性。[1]Gold-Thrope曾一度捍卫女性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主张应当将女性在阶级地位定义为等同于她丈夫的阶级地位。他认为，由于每个家庭成员并不能拥有同等的家庭资源、机会和生活选择，因此，用一家之主(一般是男性)的阶级地位来代表其他成员的地位是不合理的。[3]戴维斯(Nancy J.Davis)和罗宾森(Robert V.Robinson)通过对NORCGSS和GSS 1974～1994年数据中的已婚并双双就业的夫妇进行分析发现：在双收入夫妻中，妻子们一方相对于丈夫更重视其在社会阶层地位的贡献。在大多数家庭需要双收入来平衡收支或者支持理想生活的国家，以及妻子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参与维持家庭经济状况的国家，从丈夫单方面的信息不再足以理解美国夫与妻的阶层身份。[4]此外，伦纳德(Leonard)在其扩展的地位获取模型中也加入了女性。贝勒(Emily Beller)打破传统的社会流动研究中仅以父亲特质来代表家庭背景，而主张将家庭背景定义为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地位组合，较之于传统的模型，以父母亲的社会地位为代表的新模型能更好地预测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流动。[5] 2.家庭背景研究中的母亲变量 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在不断得到修正和挑战，多方面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因素包括性别、种族、智力、学校、母亲、单位、政治身份以及经济收入等被不断放入原有的地位模型之中。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对母亲这一变量的分析经历了从原始模型中对女性的忽视到后来众多学者逐渐开始重视女性在这一模型中的重要作用，这其中包括众多国外学者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角阐述了再定义家庭背景以及家庭的阶级地位时，单凭丈夫的特质是远远不够的，女性必须进入到家庭背景分析这一大浪潮之中。而在国内的众多家庭背景及地位获得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将家庭背景简单定义为父亲的相关特质(如职业、教育程度、政治身份等)；当分析家庭背景因素时，多数学者在研究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获得、职业地位获得以及经济收入的影响时，通常只考虑父亲的职业(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文化水平(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源)、家庭经济收入(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源)三方面的因素，抑或是家庭被用作分析单位时，合计丈夫和妻子的教育水平较为合适。而在职业地位、政治身份和收入层面很少纳入母亲的相关因素。然而，自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之后，传统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的经典做法，就是以被访者14岁时父亲的教育资本和社经指数，去预测被访者的教育资本获得，然后看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阶层背景，如何影响了被访者的教育资本获得。但在布劳和邓肯研究美国时，美国女性的就业率并不高。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是世界上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在模型中置入父亲的变量，而置母亲的影响于不顾，则与现实社会相距甚远。[6]张翼提出，以父母亲为表征的家庭背景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获得，而且还影响了人们初次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和现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6]李春玲则从性别角度重点考察了家庭背景对女性教育的影响，她认为家庭背景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远远高于对男性的影响。[7] 显然，无论家庭背景对子代的影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我们不应只是仅仅关注父亲的影响或者是简单地将父母亲的资源综合起来分析，而应该结合社会发展与变迁所带来的女性崛起的大背景来思考母亲的影响力。而这正是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将母亲的影响单独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来研究，并思考在控制了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父亲的社会资本因素后，母亲的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子代地位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