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因“异”而起，为“异”而生 刘云虹：许老师，您好！在近期的翻译研究中，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对于翻译在其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学界关注和讨论得都比较多，对翻译观念、翻译方法等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甚至存在不小的争议和质疑。我也从翻译批评的角度，对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肩负的责任进行了反思。过去，无论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译学界主要把目光投向“外译中”，对翻译的探讨也往往基于对我国翻译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的考察与反思，而当前，在翻译路径、形式和目标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都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期待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的情况下，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真正将翻译活动置于多元文化交流的立场和视野下来加以认识和理解。从根本上讲，翻译的目标在于打破文化隔阂、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与融合，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活动。从这个意义来看，翻译活动中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就本质而言，是伦理层面的，也就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西方翻译界普遍将“翻译伦理”这一术语的提出归功于法国当代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有学者认为，正是贝尔曼1984年出版的《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翻译》一书继“文化转向”之后直接引发了翻译研究的“伦理转向”。“异的考验”，这不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书名，更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伦理问题。您是国内译学界最早关注翻译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我记得，您1998年就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过相关的论文《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您在文中对翻译的道德层面，也就是翻译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指出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从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采用，包括翻译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无一不受到这一层面的约束和影响。此外，您还指导了以“翻译与翻译伦理”为题的博士论文，在该论文基础上出版的《翻译与翻译伦理》一书已经成为目前翻译伦理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作为较早提出翻译伦理观的学者，您认为“异”对于翻译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应该如何看待翻译中的“异”？ 许钧：就像你刚刚所说，翻译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活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对翻译研究来说，“异”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性的问题。首先，翻译的缘起就在于一个“异”字，也就是说，没有“异”，就没有翻译的必要性。用德里达的话说，如果上帝没有变乱语言，导致不同语言的出现，并且各种语言又有不可简约的多样性，那么人类就不需要进行翻译。从这个意义上看，翻译活动是因语言之“异”而产生的。我们知道，翻译远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一种涉及到语言、文化、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诸多要素的复杂活动，因此，除了语言之间的“异”，还有与之相关的思维、文化等更深层的“异”，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其次，翻译的障碍也在于一个“异”字。世界之异、思维之异、语言之异、文化之异，翻译活动中所要面对的这些“异”不仅从根本上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也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导致了实际的翻译障碍与困难。只要有过翻译经历的人，对此都会有切肤的体验。翻译家们的体会就更为深切了，我记得，傅雷曾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中，对翻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能遭遇到的各种“异”进行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梳理，总结出十一个“不同”，包括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以及表现方法的不同。正是由于这些来自语言、社会、文化与思想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翻译活动面临诸多障碍，也无时无刻不遭遇着“异”的考验。 刘云虹：的确，对“异”的认识和理解无论在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中，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不仅傅雷这样的翻译家对此深有感悟，很多翻译研究者对“异”带来的翻译障碍也有过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例如奈达归纳了生态环境、物质文化、社会习俗、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乔治·穆南既从语言的意义单位、句法结构、形式功能、交际环境等方面梳理了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也分析了文化具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翻译构成的障碍，除了文化、社会、宗教等方面之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就本质而言，“异”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导致了翻译的障碍与困难，乔治·穆南提出的“翻译是可行的，但它确有限度”这一重要观点可以说正源于对翻译活动必然遭遇的各种差异的深刻理解。那么进一步来看，翻译的根本任务实际上同样在于一个“异”字，也就是克服“异”造成的各种障碍，以促成思想的沟通与文化的交流。 许钧：你说得很对。翻译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克服并表现“异”的同时，让这些“异”之间不隔绝，并在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以达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与丰富。既要克服差异，又要表现差异，这不能不说是翻译的一个悖论。但正因为如此，翻译中的“异”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活动中遭遇的种种“异”的考验归根结底都在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识与理解、立场与态度。异语间的交流，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各自的独特性虽然为对方通过他者之镜认识自己、丰富自己提供了可能，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严峻的考验。“异”的考验不仅体现在语言的差异给翻译造成的障碍上，更表现在对“异”的认识上，体现在对待异域文化的态度上。从中外翻译史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视、轻视或仰视异域文化的态度都是有悖于翻译的本质及其促进不同文化间平等交流这一根本目标的。在我看来，一方面，翻译的缘起、障碍和根本任务都在于一个“异”字，另一方面，正如贝尔曼所强调的，翻译伦理就在于“从理论层面揭示、肯定和捍卫翻译的纯粹目标”（Berman 1984：17），在这个意义上，对“异”的态度实际上构成了翻译伦理的重要维度之一。 二、差异与尊重：翻译伦理的本质诉求 刘云虹：无论翻译是交流、是行动，还是对话，翻译活动反映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伦理正是人际关系的规律和规范；再者，翻译是一个充满选择的过程，其间面临的种种选择无不取决于翻译的价值目标，而伦理是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合理关系的界定，因而可以说也正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亨利·梅肖尼克对“伦理”的概念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伦理，就是让自己成为什么，让他人成为什么。伦理，是一种行动，是创造价值。”（Meschonnic 2007：19）因此，自从1984年贝尔曼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并呼吁展开翻译伦理研究以来，对翻译伦理的探索与思考一直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不少关于翻译伦理研究的重要著作相继出版，2001年，著名的《译者》杂志出版了特刊《回归伦理》，在西方和国内翻译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不过，就像芭芭拉·戈达尔所说，翻译行为中涉及的“不是一种而是多种伦理”，翻译伦理的内涵十分丰富，民族、身份各异的研究者往往对翻译有不同的定位，对翻译的价值也有不同的理解，并且，一种翻译伦理观的提出，往往基于某一时代背景下翻译活动所触发的特定伦理危机。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翻译伦理在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不同翻译观和不同时代背景的研究者那里呈现出形而上的、政治的、功能主义的等等种种不同特征，既有贝尔曼的“尊重他异性”的翻译伦理、韦努蒂的“存异”和“因地制宜”的翻译伦理、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的翻译伦理，也有谢莉，西蒙的“彰显女性差异”的翻译伦理、斯皮瓦克的“保留第三世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伦理，还有切斯特曼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和承诺伦理五大伦理模式，以及皮姆的从文化间性出发的译者伦理等等。我想，尽管翻译研究中存在形形色色的翻译伦理观，但其中必然有某些共同的核心概念，例如，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差异”就是翻译伦理的核心概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