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语方言的分布格局 藏语是藏民族所使用的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种跨境分布的语言。在国内，藏语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五省区，使用人口459.3万。[1]在国外，藏语分布在毗邻我国西藏自治区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部分地区，使用人口尚无确切统计数据，现仅知巴基斯坦巴尔蒂语的使用人口约为20万，[2]尼泊尔使用夏尔巴语的人有11.4万。[3]据此保守估计，境内外藏语的使用人口至少有500万。 藏语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方言。在藏语方言分区问题上，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少分歧，分出的方言数目和内容都不尽相同，王尧、[4]瞿霭堂[5]等对此有详细的述评。对境内藏语方言的分区，现在国内学者意见比较一致，分为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其中，卫藏方言分为前藏、后藏和阿里三个次方言，康方言分为牧区、北部和南部三个次方言，安多方言分为牧区和农区两个次方言。国内藏语方言的大致分布可参看《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少数民族语言卷》。[6]境外藏语方言，国内学者张济川认为可以分为西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其地理分布如下：西部方言分布在列城、桑嘎尔（以上为东部次方言）、卜日克、巴尔提（以上为西部次方言），南部方言分布在宗喀（为东部次方言）、比迪、扎得、崂、夏尔巴、吉瑞尔（以上为西部次方言）。[7]江荻的分类也与此基本一致。[8]然而国外学者，如日本学者西羲郎则将境外藏语分为西部方言、西部革新方言、中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四大类。[9]对境外藏语分区存在不少分歧，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充分的调查，可资参考的研究资料较匮乏。在此姑且不论各家对境外藏语方言分区的优劣，但由以上可见，境内外藏语方言种类纷繁多样，其地理分布极其广阔。 藏语是汉藏语系中分布较广、使用人口较多且有文字记载的一种语言，在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近几十年许多专家学者都对藏语方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然而关于藏语方言的形成，只有胡坦、[10]益西[11]等少数学者有过简要的论述。此文将论述藏语方言形成的历史地理和人文背景。 二、人口迁徙与藏语方言的形成 古代藏族的人口迁徙与吐蕃王朝的军事扩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7世纪初，因自然环境优越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悉补野部在雅隆河谷迅速崛起，建立起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此后，吐蕃王朝便开始向其周边地区展开了频繁的军事扩张：东面，逐一兼并吐谷浑及党项、多弥、白兰、西山八国等诸羌部落，与唐朝抗衡；北面，与唐朝争夺西域；西面，以收其治下的象雄作为基地，向中亚扩张；南面，将泥婆罗、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纳入其属国范围。 吐蕃向外的军事扩张，实际上也是一个人口向外迁徙的过程。“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12]在此过程中，原居住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也随之向周边地区尤其是向其东北方迅速扩散，造成了藏族人口较大规模的迁徙，于是在其控制的区域内就出现了大量的藏族。由此可知，这些外迁的藏族主要是吐蕃将领和随军奴隶（也包括被征服的诸羌民族）。吐蕃王朝于9世纪中叶轰然瓦解，因“在没有接到国王命令之前，不得回防”[13]之故，外迁的吐蕃将领和随军奴隶没有返回故土。因此，在唐以后的汉文文献中常有许多关于古代藏族移民的记载。《邵氏闻见录》记载：“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秦、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14]可见，自吐蕃衰亡后至宋代，古代藏族已广泛地分布在我国西北、西南的辽阔区域。与其他占领地区不同的是，吐蕃对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的统治比较松散，仅施行羁縻统治，因军事扩张而迁徙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藏族并不多，多数则是由于政治、宗教等原因从西藏迁入的。早在达磨灭佛之际，“一些未能逃脱之班哲达则被驱往门域”。[15]此后便有不少卫藏地区的藏族不间断地进入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例如，1616年，阿旺朗杰因在竹巴噶举转世斗争中失败而流亡不丹。因此，杨毛措认为，门域是从吐蕃时代至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卫藏腹地流亡者的秘密避风港。[16]这应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出现藏族的重要原因。 迁徙过程中，藏族将藏语文远播到雅鲁藏布江流域以外的广大区域。安史之乱后，吐蕃攻陷河陇，至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张淮深克复凉州，陷没近百余年之久的河陇才全部收复。吐蕃统治河陇时，藏语在河陇诸族中得到传播和使用。[17]在吐蕃时期，藏语文也传播到西部的大勃律（今巴尔蒂斯坦）。陈庆英等认为，在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藏文碑刻，应是吐蕃王朝在公元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统治巴尔蒂斯坦时期的产物，具有民间性质，但难以确定其为何人所刻。[1]姑且不论该碑文为何人所刻，但藏语文早在吐蕃时期就已经传播到巴基斯坦，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民间性质或许表明当时藏语文在该地区已经比较普及。即便是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都还使用藏语文。[19]这就足以说明，吐蕃时期藏民族向周边地区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使藏语有了极其广阔的地域分布。 作为语言的载体，人既是语言的创造者、使用者，也是语言的传播者。在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语言的传播扩散主要是通过人的迁徙来实现的。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认为：“当居民稀稀疏疏地分布于广大地区时，这种分散就有利于方言的分化。”[20]居民的稀疏分布由人口迁徙所致，人口迁徙与方言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人口迁徙是语言向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传播扩散的根本途径，是一种语言形成众多方言的一个先决条件。对藏语而言，古代藏族的人口迁徙极大地拓展和奠定了藏语的地域分布，是藏语形成方言差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在此需要说明三点：一是，藏语在吐蕃王朝时代就已经存在方言差异，《时轮大释》记载：“诸蒐集佛经者，于吐蕃将三乘用吐蕃语书写之，而各地方又用方言书写之”；[21]二是，随人口迁徙而远播的藏语，应是图米桑布扎创制藏文时所记录的语言，即以逻些一带藏语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民族共同语；三是，由吐蕃的民族共同语到分化为有明显差异的方言，其间至少历经了数百年时间，因为在十二三世纪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就已注意到各地藏语发音的差异，他在《乐论》中生动地指出前藏人、后藏人、阿里人和康巴人在发音上的鲜明特色。[9]这表明藏语方言在语音上的差异当时已有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