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導言 漢語史中有文獻記載的最重要的兩次語言接觸是中古譯經和元白話，多年的研究注意到，這兩次語言接觸都和第二語言習得有關。與第二語言習得有關的語言接觸是語言接觸中重要的一類，在接觸造成變化的機制、變化產生的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特色。本文擬就目前研究中注意到的中古譯經和元白話中因語言接觸而產生的特殊現象，對相關問題做一個簡單的探討。 2 中古譯經和元白話 中古譯經主要是西域僧人將梵文、巴利文佛經翻譯成的漢語，這些譯者大概可以分成三種情況，一種是西域來的僧人，到中國後學習漢語，再把佛經原典譯成漢語，如安世高、僧伽提婆：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胡爲漢。（高僧傅，卷第一） 僧伽提婆此言衆天，或云提和，音訛故也。本姓瞿曇氏，罽賓人。……符氏建元中來入長安。……居華稍積博明漢語。……提婆乃於般若台，手執梵文口宣晉語。…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梵本，提婆翻爲晉言。（高僧傳，卷第一） 一種是歸化的西域人，如康僧會、竺法護：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谶，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谶。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遍學異書通六國語。（高僧傅，卷第一）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遂随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貫綜詁訓，音羲字體，無不備谶。遂大齎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覽即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高僧傅，卷第一） 也有少數漢人求學西域學成回國，或生活在多民族雜居的西北地方，學習過佛經原典的語言，他們用學會的梵文等語言，把經典翻譯成漢語，如竺佛念、釋法顯： 竺佛念，涼州人。……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戎音羲莫不兼解。……符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入長安，趙正請出諸經。當時名德莫能傅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念譯爲晉，質斷疑義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復請曇摩難提出增壹阿含及中阿含。于長安城內集羲學沙門，請念爲譯，敷析研核二载乃竟。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在符姚二代爲譯人之宗。（高僧傅，卷第一）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綖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垂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高僧傅，卷第二） 佛經翻譯的主體是西域僧人，見於《高僧傅》前三卷（譯經）的佛經譯者46人（包括提及而未入傳的），其中西域來華的譯者35人；住在中國的西域僧俗3人（竺曇摩羅刹、曇摩耶舍2人入傅，支謙未入傅）；中國本土僧俗8人，都是比較晚參與譯經的。外來的35人，都是像安世高一樣，來華後學習漢語。如前面提到的安世高是“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僧伽提婆則“居華稍積，博明漢語”。參與譯經的舊居中國的西域僧俗和中國僧俗，或是如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或如曇摩耶舍弟子法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廣州往來求利，中途于南康生男……入道名法度”。所以就“善梵漢之言，常爲譯語”。參與翻譯的中國人有的像佛念是“家世西河，洞曉方語，華戎音義，莫不兼解”。實雲則是“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皆備解”。（高僧傅，卷第三）這些譯者多數是外來僧人，學習漢語是其傳播佛教的基礎，更是其翻譯佛典的基本條件。少數本土僧俗，主要是公元4世紀之後，才參與佛經翻譯的（佛念主要翻譯工作是4世紀後期，實雲生活於公元375～449年）。以漢語爲目的語的第二語言習得，是早期佛經譯者必備的基礎條件，而第二語言習得的干擾和影響，也就勢必會出現在譯經的語言裏。① 雖然随着時間的推移，譯經者翻譯的技巧和水準不斷提高，但早期翻譯的語言習慣並没有多大改變，如我們在以前的研究中指出的，一些梵文影響下產生的特殊語法現象，到唐代仍被譯師沿用，甚至脱離原典使用，如玄奘對句末“故”的使用就是如此②。 元白話是元代特殊歷史條件下，蒙古統治者學習漢語的成果。元朝（公元1271～1368）蒙古人進入中原地區時，蒙古人的漢語能力，還不能完全突破雙方的語言障礙。如元世祖忽必烈，他在元代諸帝中以接受漢文化，“好儒術，喜衣冠，崇禮讓”③著稱，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準，但仍不能完全脱離翻譯，文獻記載，他在與儒臣許衡對話時，“先生每有奏對，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④這就使得蒙古人爲了實施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必須學習漢語。1233年太宗窩闊台下詔于燕京文廟設立國子學，首批選擇十八名蒙古貴族子弟入學，習學“漢兒言語文書”，全真道士馮志亨擔任國子總教，由四名漢人教讀之。這批國子生徒後來“不惟俱獲重用，復以才德見稱於人”⑤。在需要的壓力下，蒙古人以漢語爲第二語言的不完全習得成果，過早地投入了實際的使用和交流，今天我們看到的元白話，就是當時使用的記録。蒙古語的詞彙和語法特徵，在元白話裏比比皆是。我們從《元典章·刑部》所録供詞的對比中也看到，元白話主要的使用者是蒙古人，王公貴族、官吏眷屬，社會地位越高，使用的元白話中，受蒙古語影響的特殊成分越多，越明顯。相反，在一般漢族百姓的供詞裏，基本上看不到蒙古語影響下的特殊語法現象的例子。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元白話中特殊語法現象是蒙古人學習漢語的過程裹產生的，元代的特殊歷史條件、蒙古人的特殊社會地位，使得這些漢語學習者來不及，甚至不需要正確地掌握漢語，他們只要粗略地知道一些漢語詞彙，以一種簡單的蒙漢混合語法，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傳達給一般百姓，完成其統治。正是這種特殊的社會條件，使得元白話得以保留相當多的蒙古語影響的特徵，更明確地顯示出第二語言初學者的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