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数据新闻”也称“数据驱动新闻”，其概念兴起于英美的新闻圈。2013年以来，“数据新闻”“大数据”成为国内新闻传播界的热门话题。同时，伴随网易、搜狐、《新京报》、财新、新华网等媒体推出相应的数据新闻栏目，国内媒体开始系统探索数据新闻本土化发展，而一些优秀的数据新闻作品的发布也逐渐引发了用户和研究者对之的关注。 数据新闻在英美等国的产生与兴起得益于相应的媒体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与之相比，中国媒体的发展历史和面临的环境迥异。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当下的大数据时代，中国的数据新闻实践呈现出怎样的生态图景，是什么因素在推动或阻碍这场社会实践？本文试图将这个问题进一步细化为三个具体的问题：其一是中国媒体人如何看待大数据和数据新闻的价值，其对媒体有哪些影响？其二是国内的数据新闻已发展出哪些不同类型的实践路径？其三是媒体人如何看待这种新闻业态遭遇的阻碍和前景？ 一、文献综述 “数据新闻”的兴起得益于多种因素的促动，而在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中有两条清晰的脉络值得关注。 其一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使西方社会掀起了开放数据运动，数据新闻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新闻界呼应这场社会民主运动的重要举措。Rogers(2013)在对《卫报》数据新闻所做的经验总结中提及，从华盛顿到悉尼，从加利福尼亚到伦敦、巴黎、西班牙，数据新闻代表着一场信息透明化的新运动。英、美、澳、新、西、法等国政府纷纷推出了数据门户网站，并发布了大量数据集，这为新闻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新闻来源。Coddington(2015)也提及数据新闻的兴起与西方社会的民主传统息息相关，因为诸多此类报道都与支持政府开放的主张和行动相联系，并遵循调查性报道为公众服务的传统。他在对数据新闻特征进行辨析的研究中特别强调开放性和公众的地位，他认为，开放新闻生产过程与新闻产品本身就是数据新闻的核心理念。公众在数据新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另一项通过深访英、美和芬兰等国六位知名的数据记者的研究中，Uskali和Kuutti(2015)发现数据新闻正发展出两种模式，即“调查型数据新闻”(investigative data journalism)和“常规型数据新闻”(general data journalism)。而调查型数据新闻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西方调查性报道的模式，并推动了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也为媒体赢得了诸多荣誉。 其二则是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迭，有着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传统的西方新闻界正兴起“一种朝着量化方向转变的趋势”(Petre，2013)，这在美国表现尤为明显，这种趋势正被视为新闻界转型的一大方向。Uskali和Kuutti(20]5)在一项研究中指出数据新闻的兴起与计算机辅助报道等传播技术在新闻报道中的运用不无联系，并强调美国在这个方面相比欧洲具有更深厚的历史底蕴。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逐步普及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CAR)，同时以社会科学方法获取报道资料，并采用量化方法对事实或现象进行调查和解读的“精确新闻学”也随之诞生。“大数据”时代来临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交织影响，使采集、分析、计算量化数据的便利程度和可开发程度大幅度提升，这成为新闻报道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并催生了数据新闻实践。反过来，数据新闻实践也构成了媒体转型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推动媒体拓展报道的方式和形态，为公众提供更富有价值的信息和服务。 对比国外的数据新闻实践，国内媒体推行数据新闻并不滞后。但限于不同的媒介传统和媒介环境，国内的数据新闻实践在经历了此前如火如荼兴起的热潮后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的瓶颈期，各种掣肘因素逐步显现。刘义昆(2014)分析国内尝试数据新闻的多是并无采编权的网络媒体，缺乏采编权影响了这些媒体对数据新闻能量的开掘与未来的发展。而《南方都市报》数据记者邹莹(2015)也曾感慨，“发现在国内做数据新闻，最痛苦的莫过于数据缺失，太多数据未公开。这类选题，一旦碰壁，倍感无力”。方洁、高璐(2015)的研究发现国内的数据新闻领域并未建立较为完整、全面和具体的专业规范，一些做法并不符合数据新闻兴起的基本理念。这些使观察国内数据新闻实践的生态图景成为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文对七个来自不同机构的媒体人进行深度访谈，希望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来解答之前的疑问。我们认为这种基于个体经验的研究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代表性上的缺憾，但是宏观的媒介变迁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媒体人身上，从而影响媒体人的职业历程，反过来，媒体人的个体历程也体现出了这种媒介变迁的共性。因此通过微观层面的深度访谈，能提供更为多元的个体体验，为我们描绘更全面的媒体实践的图景。 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我们尽量覆盖具有代表性的媒体人(见表1)，他们来自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媒体，他们在媒体中所处的职位和角色也有所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