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16)02-0026-5 实证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赋予了社会科学研究严谨性和科学性。许多理论靠实证研究方法得以发现、证明、建立和检验。目前，国内学界对实证研究也日益重视、规范。然而以下现象也普遍存在：很多大小课题都是特意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的论文也基本上都是常识性的社会调查报告，甚至是市场调查报告。然而“这些实证研究中的大多数不但缺乏学术品位和理论创新，而且实际上对于实践和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指导作用”。①这一现象造成数量可观的人力、智力和财力的浪费。因此，针对学界迷信、滥用和曲解实证研究的危险性，以传播学为例，从修辞学角度，对实证研究的现状和范式进行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一、修辞对立与修辞建构 在很多人看来，修辞和科学根本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科学代表客观、诉诸证据、理性，而修辞则代表主观、诉诸权威、感性。进而言之，相对科学，修辞往往意味着谬误、偏见，甚至是反事实的花言巧语。那么，这种看法正确吗，或者说它“科学”吗？ 从哲学上看，现代对修辞学的轻夷始于笛卡尔。修辞学诞生于笛卡尔出生之前的2000多年，当时作为在社会、文化、政治各个领域起中心作用的实践学科，修辞学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其研究范围包括了后来独立出来的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各学术部门。随着修辞学的繁荣昌盛，对修辞学的批判却也与日俱增。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就不止一次讽刺修辞学重形式而轻实质，认为修辞学“通过取悦受众、投受众之所好以操纵、控制受众，而不是从道义和真理的原则立场出发，对受众进行开导、启蒙、教育等等”。②到了十七世纪，作为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尔从科学的角度进一步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的主客二元论。这一次修辞学由哲学的对立面转换成科学的对立面，而饱受质疑和轻视。到了十九世纪以后，经验学派兴起，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都高举科学的大旗纷纷从修辞学母体脱离出去，而且为了树立本学科的学科地位，修辞学再一次成为众学科的靶子而遭受冲击。到了二十世纪初，修辞学的学术领地已经局促成文体学，尤其集中于强调遣词造句辞格学的那一小块。 然而，笛卡尔主义的二元对立一直备受批判，尼采就直接攻击了主客二分法，他认为“‘真正’是不在那里的东西，不过是诠释。我们不能建立任何事实‘自身’：或许想要这样做就是愚不可及的。”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也不认为主体可以游离于客体之外而客观地观察客体。④可是，虽然尼采和海德格尔攻击了笛卡尔的二元对立观，却没有否认修辞学和科学的二元对立，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们还继承了笛卡尔对修辞学的偏见。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新修辞”学者们“不仅对西方修辞学固有的‘领地’重申了‘主权’”，⑤而且把学科的触须扩展到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范畴。他们首先发现柏拉图、笛卡尔等在贬斥修辞的时候，自己却是最好的修辞家；其次又发现“以反修辞之名行修辞之实”已被各个学科的成功者作为一条心照不宣的学术游戏规则，即通过把对方的研究归为修辞，而间接强调自己研究的“科学性”；最后，伴随20世纪科学哲学从“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到“修辞转向”的发展，修辞学得以重新复兴。学者们发现“‘知识’与其说是对向来存在着的事实和状态的发现、披露以及‘事实求是’的描述，不如说是在一系列预设或者设定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标准，由一定的部门通过修辞手段建立起来并且通过修辞手段加以认证的一种‘构筑’”，⑥即以往认为“要在科学理论的范围内为诸如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这类学科寻觅一席之地是十分困难的”，⑦而现在发现“在科学研究中，无论是对科学研究对象的观察和测量，还是与科学同行对手的争论和辩护，都存在着理解和诠释问题，从而也就存在着对理解和诠释的修辞问题。……对科学对象和过程的不同理解将造成对科学概念和理论的不同解释，从而导致对科学主张和信念不同的接受态度。在理解和解释出现争议和分歧时，想要达到比较一致或相近的科学立场，就必须诉诸对科学研究的修辞实践。”⑧可见，在“新修辞”学者的眼里，修辞和科学并不是二元对立，相反，修辞建构了科学。 由上所述，“修辞”前后实际蕴含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作为说服工具的修辞，一种是构建学科本身的修辞。而依据胡范铸“新言语行为”理论，任何言语行为要实现自己的意图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而规则有两类：“策略性规则”，即言语主体可以根据不同条件选用的规则，比如棋谱的路数，为了战胜对手，下棋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棋谱⑨；“构成性规则”，即游戏一定要遵守的规则，如果不遵守这类规则，就等于破坏了这类游戏，比如中国象棋规定“马”必须走“日字格”。传播实证研究作为一种学科修辞行为，实际也遵循这两种言语行为规则。 二、传播实证研究的修辞 既然是策略性修辞，往往意味着个体性、临时性和技巧性，而这又促使传播实证研究论文的撰写者必须关心两个问题：研究论文的修辞对象是什么类型的受众？针对这种类型的受众可以使用哪些修辞技巧进行说服？ 传播实证研究论文的受众往往有三类：学科共同体，出版刊物的审稿人，政府、商界的资助人。对应于这三类受众，传播实证研究者希望达到三种修辞目的：获得其他学者的认同，获得审稿人的通过，获得资助人的资助。显然，对于一个传播实证研究，最好的修辞是能够同时满足这三种修辞目的。那么什么修辞技巧可以达到这种修辞效果呢？ (一)措辞数学 戴维斯和赫斯曾把数学⑩分成三类：纯数学、应用数学和措辞数学。(11)所谓纯数学，是数论、几何、代数等，是数学家之间娱人娱己，单纯对数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所谓应用数学是把数学应用于现实的实践工作，比如用数字预测行星轨道图。所谓措辞数学指“既没有数学趣味，没有创造任何新的数学概念，也没有解决任何实质影响世界的后果产生。除了出版学术著作、学术报告和申请研究基金的建议书外，并不生产实际的东西。”(12)即仅仅在论文、著作和学术报告中起装饰作用的数学。 由于，措辞数学往往会以应用数学的面孔出现，戴维斯和赫斯还专门设定了鉴别条件来探讨科学研究中的数学到底是真有需要，还是纯粹的装饰：“被研究的现实问题真的复杂到需要用各种数据和艰深的数学模型？数学公式内的系数或参数真的能合理地被算出？运算出来的结果是让人一目了然，还是让人更加糊涂？”(13) 根据这些条件衡量传播实证研究论文，我们会觉得非常沮丧，因为不少论文使用纷繁复杂的数据得出了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结论，这往往使人怀疑到底是科学的结论重要，还是科学的形式重要，比如笔者就看见一篇论文使用了非常漂亮的定量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无聊的结论——“经常上色情网站的青少年比不经常上色情网站的年轻人受色情网站的影响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