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民主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中民粹主义尤为突出。香港民粹主义发端于2003年的“反国安法大游行”，在之后的反皇后码头拆迁、反港珠澳大桥、反广深港高铁和反“国民教育”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中愈演愈烈，最终在2014年的“占中”事件中达到高潮。反对派自我标榜的香港民主，其实已被民粹主义绑架，香港社会面临重大危机。 香港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 香港民粹主义既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反映了普通香港市民的非理性诉求和激进参与；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策略和手段，体现了香港反对派对普通市民的骑动和操弄。两者互为因果、彼此强化，使香港民粹主义呈现出两种动员路径不同的形式。 (一)自下而上的香港民粹主义 1.市民对民主化的激进追求 民粹主义往往对“人民主权”有着更加直接和彻底的追求，具体到香港民粹主义，就是对民主化的激进追求，即要求尽快实现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双普选”。其实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由来已久，早在二战后，港督杨慕琦就曾提出过有限民主化的政改计划。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以中英谈判和港英政府代议制改革为契机，香港市民的民主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然而，以往的这些民主诉求并不能被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它们是在港英专制统治下产生的正常民主诉求，既没有不合理的内容，也没有过于偏执的手段，更没有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非理性反体制风潮。然而，2003年以后，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日益超出了民主的合理范畴而滑向民粹。从诉求内容而言，先是要求“一步到位”式的普选并立即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然后又要求实行“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等超出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提名方式，最近一些极端人士甚至开始质疑基本法、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政改的决定，并要求英国对香港民主“负责”。从诉求主体和手段而言，持有激进民主化立场的香港市民日益增多，已从部分反对派扩大到普通民众，并有不断低龄化的趋势；市民追求民主的手段也日益极端化，从游行、集会发展到占领街道、冲击政权机关甚至擅闯军营和自制炸弹。激进的民主化诉求已成为香港民粹主义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2.市民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非理性反对 民粹主义通常将现有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体制的不公正，具有强烈的反体制性。香港民粹主义的反体制性主要体现在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非理性反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调显示，2003年后，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满意度常年在低位徘徊，甚至曾跌破10%；对特首的评分也经常不及格①，董建华被漫画讽刺为“老懵董”，曾荫权被称为“贪曾”，梁振英更是被嘲为“689特首”。同时，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据同一份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自2011年就一直低于30%，在2013年曾一度跌破20%②，“占中”事件后甚至还出现了学生要求去北京“源头问责”和焚烧基本法等极端的反中央行为。诚然，公民对政府进行监督批评是正常现象，但香港市民不是简单批评政府的政策政绩，而是质疑作为统治根基的政府合法性，并采取相当极端的方式从事非法的反政府活动，这就使政府陷入了管治危机，也使民主主义式的社会监督异化为了民粹主义式的社会对抗。 3.市民对本地经济精英和内地人的非理性反对 民粹主义语境中的“人民”并不包括所有人，而是特指在经济上较为弱势和在政治上较为沉默的草根阶层，所以反对精英就成了民粹主义的一大特征。随着香港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房价的飙升，香港民粹主义逐渐将怒气集中在本地大企业家、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身上，其中尤以大地产商和大金融家为甚，很多民粹主义运动背后都有“反中环价值”和“反股楼霸权”思潮的支撑。另外，近年来，内地产妇、游客、劳工和“水货客”也成了香港民粹主义的重要攻击目标。这些人虽然可能并非社会精英，但由于内地与香港的发展状况出现了巨大反差，加之过多的赴港内地人的确对香港市民的生存空间造成了一定挤压，因此香港市民的排外性被逐渐激发，不仅明确喊出了“驱蝗”的口号，还出现了袭击内地人的暴力行为，成为香港民粹主义的又一重要表现。 (二)自上而下的香港民粹主义 1.反对派对敏感议题的制造和炒作 制造和炒作敏感议题是反对派发动民粹主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其反复炒作的敏感议题主要包括：政改、民主、本土价值、“一国两制”和“富人政府”，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具有时效性的议题如：“国安法”、“国民教育”、“水货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等等。反对派对议题的炒作是多管齐下的，既有大众传媒的报道，又有社交网络的传播，还有政治人物和学者的发声。在炒作中，反对派往往把自己包装成“民主斗士”和“香港捍卫者”，通过片面裁剪事实材料、故意曲解政府用意和夸大议题负面影响等手段激化、操纵民意，将复杂多变的政治现实转化为一些片面耸动的政治口号(如“袋一世”、“假民主”、“鸟笼政治”和“有筛选的选举”等)，以唤起香港市民的恐惧和愤怒，最终实现利用民意“绑架”政府的目的。近年来，反对派已不再满足于炒作敏感议题，而开始积极制造敏感议题，2010年港珠澳大桥环保诉讼事件中公民党对于综援老人的利用和2014年泛民主派学者对于“公民抗命”和“占中”的鼓吹都是典型例证。 2.反对派对社会运动(尤其是学运)的操纵 民主党与公民团体及社运人士的关系向来密切，在港英时期组织了许多反对运动。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与拒绝融入体制的公民团体及社运人士有所疏离，香港的社会运动短暂沉寂。2003年，香港的民主团体凭借“国安法风波”迅速崛起并重新整合，反对派形成并走上了体制外的街头抗争道路。2006年以后，香港学生在反对运动中日益活跃，几次以保育运动为名的反对特区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运动都以80后学生为主体，比如2006年的“保留天星码头运动”、2007年的“保留皇后码头运动”和2009年的“菜园村保育运动”(即“反高铁运动”)；在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中，90后学生又登上社运舞台，“占中”事件更是有初中生的参与。香港甚至出现了“80后新社会运动”的新概念③。香港学生之所以如此热衷社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对派的鼓动，后者对前者的操纵力在2014年的“占中”事件和2015年的“港大副校长任命风波”中一览无余。“占中”表面上由学联和学民思潮“自主”发动，但实际从策划到实施再到撤退都由反对派“高人指点”并一直接受反对派资金支持。作为港大副校长人选之一的陈文敏尽管学术资历和工作表现都欠佳，并深陷捐款丑闻，但由于具有反对派身份，仍然被部分激进学生力挺，并为他冲击校委会。反对派对社会运动尤其是学运的操纵充分显示出香港民粹主义的自上而下性和“虚假的公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