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计领域，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话题，尤其是事务所规模的大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多数表明审计质量的高低受到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例如会计师事务所投入的审计资源、运用的审计技术、审计师的专业判断能力和职业态度。国际“四大”拥有高水平的业务质量，丰富的审计资源，完善的审计体系，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和影响力，已经成为了高质量审计的代名词，所以对事务所审计质量的研究演变成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审计质量的比较。 但国外学者在分析导致“四大”高审计质量的原因时有些差异，主要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类认为，“四大”的高审计质量是迫于外力而形成的、是外生性的，这些外力包括市场对高审计质量的需求、法律风险、投资者保护和“四大”协调争端的能力。另一类则认为“四大”的高审计质量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内生性的，即“四大”的高审计质量是其事务所有更大的动机发现和揭露管理当局的错报。这种解释考虑的是“好”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四大”审计师，更少地进行盈余管理，并且一般都更可能有更高质量的收益。换句话说，所观察到的好的审计结果并不是由高质量的审计而导致的；相反，审计师的选择是内生的，它可能仅仅只是有良好的盈余质量的公司聘请了高质量的审计师，从而使得我们观察出了“四大”审计有高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发现，一旦这些外在的力量不存在，那么“四大”的审计质量不一定会比非“四大”的要高。 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来克服自选择问题，分别是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Heckman的两阶段模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控制实验中存在的自相关问题。Rubin和Rosenbaum于1983年首次提出倾向得分，其概念为以给定一组协变量为前提，将任意一个研究对象分配到实验组或对照组的条件概率。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着重于形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平衡样本，保持两组观测值的特征同质性，是一种将非随机化过程随机化的模型，从而消除掉自选择相关因素；而Heckman的两阶段模型则引入逆米尔斯比率（IMR）作为独立的外生变量来控制未观测的遗漏变量对模型设计的影响。本文结合我国的审计市场，运用Heckman的两阶段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研究方法对审计师与审计质量中的自相关问题进行再审视。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一致认为“四大”有高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De Angelo开创性将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独立性）的代理变量，她认为，对于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没有单一的客户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并且大所具有更多的累积准租金，如果大所不能识别客户财务报告中的错误，他们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大所更愿意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Dopuch和Simunic认为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因为他们有更大的声誉保护。此外，“四大”因其庞大的规模能支持更强大的培训，标准化的审计方法，能带来更优越的审计质量。Watts和Zimmerman认为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四大”比“非四大”审计所能更有效地监督其审计工作中的的审计质量。由于具有强大的客户基础，“四大”比“非四大”对客户有较低的依赖性，从而拥有更高的独立性。“四大”审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质量审核输出，如财务欺诈（AAERs）可能性较低，出具可持续经营意见的可能性更高，绝对可操纵应计利润较低，管理层预测得到改善。“四大”审计师也具有较高质量的审计投入，比如更多的审计工作反映出更高的审计费用。此外，市场的相关指标也反映出“四大”审计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反映为更高的盈余反应系数和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总的来说，上述文献从多维度综合全面地选取了不同的审计质量代理变量，并通过检验发现“四大”审计与捕获实际和感知的审计质量相关，这些审计质量代理变量都是审计过程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因此，这些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和一致的证据表明，“四大”审计师比非“四大”审计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 由于审计质量具有非直接观察性，因此国内对审计质量的衡量主要从以过程输入为导向和以结果输出为导向两个方面入手。以过程输入为导向主要体现在观测审计师的表现行为及其独立性程度，大多数学者将是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衡量指标。于鹏实证研究发现“四大”与“非四大”在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差业绩的公司，国际“四大”有着更高的可能性去出具非标意见。但是，也有学者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如刘峰认为，在以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概率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时，“四大”与“非四大”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一旦控制了上市公司的客户特征，不同事务所规模间的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概率存在差异：对于高财务杠杆公司，“四大”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概率显著高于“非四大”，而对于业绩好的公司，“四大”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显著低于“非四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开展审计工作时，“四大”对业绩优的公司“低眉顺目”，对业绩差的公司“吹毛求疵”，该客户的项目风险成了影响他们审计质量的因素之一。此外，审计费用可以捕捉到审计师审计工作的努力程度，也可以作为反映审计质量的输入性指标。另一方面，以结果输出为导向主要体现在观测审计师的工作结果，例如观测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质量。大多数学者将盈余管理的程度作为衡量审计质量好坏的指标，他们认为高的审计质量不能容忍较多的盈余管理。刘峰、章永奎选取了1998年中所有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修正的琼斯模型来观测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他们发现，审计师有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与他们的规模大小有关，与小所相比，大所识别出盈余管理的能力明显较强，并且更易出具较为严格的审计意见。蔡春等发现采取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控应计利润明显低于采用非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漆江娜等发现“四大”审计质量高于本土所，表现在其客户的可操控性应计水平明显低于本土所客户：吴水澎和李奇凤研究发现，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的可操控性应计显著低于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的可操控性应计，从而表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曾亚敏和张俊生以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来探究国际会计公司成员所、“四大”所和完全本土化会计事务所间审计质量的差异。该论文采取了倾向得分匹配法来控制模型设计中的自选择问题。研究表明，在降低模型中的自选择问题后：如果以会计事务所出示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四大”的审计质量较国际会计成员所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但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可控应计项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以上三种会计事务所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因此本文从审计过程和审计结果两个角度综合选取了可操纵应计利润、是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这三个指标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