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靖国神社问题几乎成为中日关系中一个最为敏感的政治和外交问题，每到特定的日子，总要引起纷争。中日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笔者原本无意涉足其间，但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却有着追根溯源、寻根问底的嗜好。须知，位于东京九段下的靖国神社并不是20世纪70年代才建成的，它的前身——东京招魂社始建于1869年(1879年改今名)，迄今已有147年的历史。那么，在中国晚清、民国时期，靖国神社是如何透过媒体抵达中国受众，而后者又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它的呢? 上海《申报》(1872-194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知名、持续时间最长，也是受众最多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中文报纸。本文拟以该报为主要依据，并辅之其他材料，试图探讨这一热门话题中的冷门之角。 一、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前 1894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称“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爆发之前，日本虽还只是一个一般国家，但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信息沟通并不匮乏，来自“东国”“东报”的消息常见之于《申报》。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首次出现在《申报》，应是1882年11月12日第1版一篇名为《日本邮音》的报道中，内云“西十一月初六日，即华九月二十六日，乃靖国神社大祭之日，日皇亦躬襄祀典，并附祭朝鲜死难各官以慰忠魂”。所谓“大祭”指的是一年两次例行大祭中的秋季大祭。“日皇”就是明治天皇睦仁。所谓“朝鲜死难各官”，指的是当年7月23日朝鲜发生“壬午兵变”，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造成一些日本人被杀。 1883年8月3日《申报》第2版《照译东报》上，又再次出现“靖国神社”，内称：“前萨摩之役，陆军学校生徒从军战没者甚多，今其同学者不忍湮没其劳，拟竖一碑于靖国神社之旁以记其事，后闻于朝，赐金五十元以助其成。”所谓萨摩之役，指的是1877年明治政府平定西乡隆盛叛乱的西南战争。 今天，若有人从第一门(大鸟居)进入靖国神社，很快就能看到一座有底座的、高高的青铜人物塑像，他就是大村益次郎(1824-1869)，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有“日本陆军之父”之称。此雕像落成揭幕于1893年2月5日。20天后，即2月25日《申报》第3版《铜像落成》便详细记载了揭幕当天的情景和塑像的构造概况： 日本已故大村兵部大辅，日皇以其有功于国，敕铸铜像以垂久远。落成后本拟于上月廿九号举行安位礼，适风雪迷漫，遂改本月五号在东京靖国神社安置铜像，于右马场之中央四围高张彩幔，内设神乐殿及宾客休憩之所。午后十点钟，殿内奏正式卿神乐长三十五座，燃放花爆，繁星万点，恍遇上元佳景。午后一点钟，本社宫司加茂木穗率祠掌、祠典等员行祭礼、读祝文。大辅之曾孙、子爵大村六郎跪诵礼词，其文曰：“维明治二十六年二月五日卜兹吉辰，为曾祖父永敏公举行铜像落成礼。盖永敏公当王政维新之际，发愤为雄，赞襄盛治，丕著丰功，后人追念前劳，谋所以不朽者。承亲王大臣朝野贵绅以迄门生故吏上达天听，仰荷圣恩优渥锡以殊荣，又承委员技师经营多日，始克有此盛典。斯真我家莫大之光荣，曾孙六郎等实深感谢，今对铜像如亲，色笑喜泣交并，略陈礼语。子爵大村六郎稽首再拜。”诵毕，山路中将以下依次行礼。是日，宾客自小松亲王、佐野宫中顾问官及海陆将校数百员。礼毕，陆军乐队奏军乐鼓、八云琴，声彻云霄。又献舞马衣、引马术等诸技，虽偃师复生无以过之。近卫步兵又展铳枪捷技，似此热闹为神社创立以来所未有。其像结发，穿鞋衣，罗纱短袴，披羽织军服，腰束大小带二，佩长短刀各一，左手提双眼望远镜，左足稍跨台外，目光炯炯，睥睨一方。座前有大小犬及雕刻各物，盖其生前所玩好者。其台以花岗石起建，高廿八尺，成八角形，其上加以铁铸长圆形高十四尺铜像，高十尺自地而上，总计四十二尺，围以八角铁栅，移品川炮台旧炮八门置于此，殆不忘当日立功之处云。呜呼，一世权奇千秋，照耀君子，所以听鼓颦而思将帅之臣也。 需要一提的是，第一个到过靖国神社并留下记载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晚清著名学者王韬。早在1879年，他应日本学界之邀，对该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6月6日，他来到神社，并手录如下： 过此，则“招魂社”矣。乃东国维新之际，义士捐躯而殉国难者，诏筑社坛于东、西两京，称曰“招魂社”。岁设祭者三：一为伏见开战日；二为上野(上野在东京，积土成阜，地势高耸，屯兵据险，可以制敌，今废为公园)接战日；三为会津城陷日；后加鹿儿岛勘定日为四。盖鹿儿岛之叛，西乡隆盛实为倡首，势甚披倡。日廷兴师伐之，血战八月。死于是役者，前后万余人，亦并祀于此。每逢设祭之日，角抵竞马，烟火杂沓，鱼龙曼衍，极为热闹。此亦足见日廷恤典之攸隆，而民生忠义之气奋发而不能自已也。 其地芳草芊绵，绿阴披拂。祠中有屹然矗立者，则记事碑也。① 东京招魂社在1879年易名为靖国神社，王韬仍称“招魂社”，他的到访似在易名之前。他介绍了大祭的时日，描述了祭祀时的热闹场景，并且显然认为，明治政府对倒幕以来历次战争死难者的厚恤和表彰，是有助于“民生忠义之气奋发”。字里行间，可以说是有赞佩，而并无批评之意。 二、两次中日战争之间 日本通过“日清战争”成了亚洲强国，又通过日俄战争跻身世界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作为协约国的一方，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随着民族主义的基本国策逐步取得显著效果，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家的政治、社会地位，精神和文化影响力，以及社会知名度均有了大幅度的跃升。两次中日战争之间(1895-1931)，《申报》对靖国神社有了较多关注，已非此前的零星涉及。 随着日本不断发动或参与对外战争，便接连有新的死者“入祀”靖国神社，相应地也就有天皇、皇后，以及高级官员们前往祭祀。仅以1896年至1901年为例，《申报》依据“日本友人来书云”“东京来电”“日本长崎访事友人”等途径，就有如下一些报道：
这一时期，日本藉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道路而实现富国强兵，迅速崛起于东方，从而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威胁，这常使同时代许多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深为叹服，其中也包括对靖国神社的“艳羡”之情。例如，1908年某地方官员在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宣称，该地方有人占据昭忠祠房屋而影响了祭祀，并且提到“日本靖国神社列祀阵亡将士，大祭之日国君亲诣，人民为之倾动，故人人以效命疆场为莫大之光宠。中国现值训练新军时代，尤当以激励士气为先……”②又如，1916年更有人建议“于首都之中仿照日本靖国神社之例，建一神庙祀诸有功民国之人，以资国民观感”。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