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K2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2-0149-09 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中国国家命运的重要关键点。本文尝试考察近代上海的社会职业团体与民族救亡运动的关联，探讨其公共政治生活和民族主义实践。①在现代性历程中，专业是最重要的现代性标准，因为它意味着标准、专业技术和一种职业。然在秉持专业精神之外，近代上海的自由职业群体也竭力与“国民大众”产生联系，他们既未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未丢弃自己的原则。他们忧国忧民，深刻体察到民族危机。譬如以上海大学教授协会为例，该协会加强了希望集体承担使命的人文学者、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的联系。他们忧国忧民，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天然责任。此外，专门职业是都市职业群体共同的语言、是自我界定的形式。职业团体之类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被称为“支撑市场发展的从业者团体”(market-supporting professions and associations)。与之相伴，近代上海的自由职业圈也竭力与“国民大众”产生关联、遥相呼应，他们为了追求现代化也支持民族主义。通过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民族救亡运动中的实践，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藉此发展，并努力界定它与政府的关联与边界。 一 公共参与和民族主义诉求：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例 国内各阶层精英无不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并力图唤起民族情感。这些民族主义的话语论述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然究其本质而言，它们大都代表了一种冀图在失范的和混乱的近代社会寻找归属感的渴望，上海会计师公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随着1930年代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民族主义诉求愈加强烈。如早在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之际，上海会计师公会曾主动联络申城各社会团体，就讨论反日之具体方针及对日经济绝交等问题起见，共商对策，“特订于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二时假总商会招待本市商业团体交换意见。”②这一举动表明会计师公会很早便已开始关注民族危亡议题与日本的对华威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上海会计师公会又为应对民族危机，专门开会商讨对策，公开表示：“日兵侵占东北，凡我国人同深深愤慨。公会除推举代表参加全市抗日救国会之共同工作外。”为此需商讨具体对策应对，特于“本月八日(注：1931年10月8日)召集紧急执监联席会议讨论抗日救国会具体方针”。③会计师公会还公开鼓励会员积极倡言国事，贡献自己的智慧，发表建议。这一倡议得到了会计师们的热烈响应。1931年10月17日，会员连启泰就来函请求，“此次日本肆虐侵凌，国人愤慨誓死与之周旋、同仇敌忾。”并积极献言献策，“为宣传起见，提请贵委员会搜辑一切关于此次日本暴行文件并各种方案加以编次发印抗日救国专刊。”④会计师公会的民族主义诉求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在全民抗日的热潮下的自然反应。如同一年的9月26日，上海召开了由800余个团体的代表和20余万市民参加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督促蒋介石武力抗日，要求分裂的国民党摒弃私见，一致对外。⑤ 在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后，与某些研究所认为的在1932年和1935年之间上海会计师公会几乎没有任何动作的结论不同，会计师公会在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刻意保持所谓低调。如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仅几天后的1月31日，会计师会员们自觉自动发起爱国募捐，“自日人无故侵犯以来，会员已于上月三十一日自动捐助十九路卫国军费四百两。”⑥第二天即2月1日，上海会计师公会又召开紧急执监联席会议，商讨危机应对事宜，会议当即议决，“在建筑会所基金项下拨洋三千元援助前方将士等因。”为了方便援助款项的及时支取，以免烦琐的转账程序延误抗战大事，又由会计师公会出面“向通易信托公司磋商在活期存款内提取洋三千元提交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并转交国华银行交十九路军军需处。”⑦3000元并非一个小数目，即使平素财力不俗的上海会计师公会一时也没有充足的储备现金(现金流)来周转支付。为了救援国难，支持前方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会计师公会并没有拘泥于自身组织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正在营建中的会计师公会会所的施工进度，临时从建筑会所基金项下拨洋三千元援助前方将士。最后，全部募捐款款项包括“自动捐助十九路卫国军费四百两。复由本会公款项下捐洋三千元，又聚餐项下捐洋一百元。”这三笔款项汇集在一起，嗣后统一募捐支持十九路军。由此可见，这种舍小家顾大家，身国一体的意识观念，是近代中国专业精英的普遍维度和面向。在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和行为的背后展现了会计师们作为城市精英的社会责任感。 除了倾尽全力，紧急予以经济援助外，公会的资深会员、著名会计师江万平更有感于“十九路军将士奋力杀敌，经大小数十战，连挫敌锋”的英勇壮举。⑧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诚，乃提议“吾会应紧急通告全体会员每日余一小时穷搜方针以应对危局。”⑨在呼吁会计师会员们人人自觉为国家谋划应对危机之对策之余，又思量当日正值寒冬，前方将士缺少御寒衣物，为此又特别发出倡议“又募得丝棉背心一百件”、“共计丝棉背心三百件，务请查收，即行送呈前线。”⑩与之同时，国民政府也试图将上海各社会团体支援前线抗战的义举囊括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显然国民党当局不想失去自身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导权，并试图按照自身“党国一体”的既有意识形态范式来塑造民族主义运动的话语论述。为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务委员潘公展于1932年3月31日致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上海律师公会等职业团体，信函中指示鉴于“前方抗日将士冰天苦战……市党部亟需领导民众团体预备御寒物品或食品”，并交待所有职业团体在接到指令后应“即领导民众团体着手筹办，但一切开支需节省，不得浪费”。为了商讨具体事宜，特邀请“上海市各界慰劳抗日将士委员会聘请各界人士担任委员……于本月三十日召集工商学各界代表商议。”(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