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6)02-0001-1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经历了两次由分到合的历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1935年6月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长期独立作战的红军部队实现了第一次会合；接着却发生了张国焘闹分裂事件，导致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经过曲折的斗争，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终于在西北地区胜利会师。以往论著在论述红一、红四方面军两次由分到合的历史时，只说明了其“然”，而未能说明其“所以然”。本文依据历史资料，着重说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两次由分到合历程，不仅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反映“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历史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高度权威性和各路红军对党中央的坚定的支持与信任；张国焘闹分裂，则是他个人政治野心、军阀主义的彻底暴露。而张国焘最后叛党而去，也是历史的必然。 1933年9月开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军事教条主义瞎指挥下，历经整整一年苦斗，遭到彻底失败。①经请示共产国际批准，不得不放弃毛泽东、朱德等苦心经营了近6年之久的大块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10日开始战略转移，突围西征，前往湘鄂西根据地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西征”随后演变成“万里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特别是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防线遭受重大损失，党内、军内高层领导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严重不满，纷纷要求改变党中央和军委的组织领导，于是才有了被称之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他担任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使毛泽东进入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实际上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的这一人事变化，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随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三军大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国焘是依靠红四方面军起家的。而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张国焘思想深处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意识也不断滋生发展。张国焘于1931年4月到达鄂豫皖苏区，以中共中央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与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当地革命斗争。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鄂豫皖地区的红4军和红25军合编成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在徐向前等的出色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全军发展到4.5万人，根据地总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各县独立师、游击队、赤卫军达20万人。这一重大成绩，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张国焘一时名声大噪。在中央苏区举行的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虽然没有到会，但他仍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仅次于毛泽东和项英。 鄂豫皖苏区的大发展，震惊了蒋介石。原来他认为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是第一劲敌，如今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也成了他的劲敌了，甚至是头号敌人，因为鄂豫皖根据地逼近国民党统治腹心京汉路地带。1932年7月，蒋介石在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时，就决定以30万大军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并亲自坐镇武汉指挥。 可是这时张国焘和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却被前4次胜利冲昏了头脑。1932年1月，他们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发表演说，竟然狂言：“今后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直接担负，而国民党政府和其他军阀部队只担任偏师的任务。”它“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②这一荒诞离奇的怪论，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都感到“过分”，即时回电批评“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并严厉警告他们说：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做无关重要的偏师吗?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会造成极大的罪恶!”③轻狂骄纵的张国焘无视临时中央的这一警告，仍然积极推行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张国焘为什么敢于这样做?这是张国焘军阀主义、领袖欲望、两面派、小人得志便猖狂等复杂心理的表现。 1928年8月，张国焘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瞿秋白)时，曾经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王明、博古有过一段交恶，在中山大学“教务派”与“支部派”的斗争中，张国焘与瞿秋白一起支持“教务派”，指斥“支部派”(王明、博古等)。应该指出这一行为是正确的，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立场。但到1929年底，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遵照斯大林指示，在中山大学实行“清党”，校长米夫(王明、博古的“恩师”)在打倒了教务派以后，有意将矛头转向中共代表团。张国焘惊出一身冷汗，立即从斗争的漩涡里抽身而退，申请到列宁学院当旁听生，当面向王明等“请教”马列主义。而他内心里对王明十分蔑视，称他是“绣花枕头”，表面光鲜，满腹秕糠。张国焘还大批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和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迎合、讨好共产国际和已担任国际东方部部长的米夫，赢得了共产国际对他的好感。1931年1月中旬，共产国际不但批准张国焘夫妇回国，而且在米夫操纵下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还将他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喜出望外之余，要争取进一步“立功”。2月7日他在《实话》第10期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文章，极力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和共产国际，抨击罗章龙等反对派。文章直白地说：“四中全会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的指导和批准而召集的，现在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张国焘的两面派面目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