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22；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6)-04-0079-08 三线建设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为备战和调整工业布局，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的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三线建设期间(1964-1980)①，中央先后向三线地区②共投资2052亿元左右，几百万工人、知识分子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感召和要求下，通过大量艰辛努力，甚至是以牺牲为代价，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起了10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和交通设施。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地区生产力要素的结构，并以“嵌入”的经济模式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发展。80年代以后，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学术界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开始起步。但是纵观30年来有关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历史背景、战略决策、调整改造等方面③，而对有关三线企业的研究非常少。尤其是关于三线企业搬迁对内迁职工生活的影响问题，目前还没有人专门进行过研究。为此，本文将依据大量档案文献资料，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三线企业搬迁对重庆地区内迁职工生活的影响问题进行具体考察和分析，以求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一、重庆的三线建设及其人口迁移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交通便利，四面环山，历来是我国战略后方的重要工业基地。经过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建设，重庆的工业基础较为雄厚。其中，望江机器厂、长安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嘉陵机器厂、长江电工厂、江陵机器厂、重庆钢铁厂、重庆特钢厂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在全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雄厚的工业基础与重要的战略地位，使重庆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被中央指定为常规兵器工业的建造重地。经过三线建设，重庆形成了以常规兵器制造业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等工业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到1980年，重庆地区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固定资产原值达到近18亿元。④与此同时，以浦陵机器厂、红岩机器厂、四川仪表厂、长江橡胶厂、重庆地质仪器厂、橡胶设计研究院等为代表的迁建企业⑤，以西南铝加工厂、重庆铜管厂、四川维尼纶厂、四川染料厂、重庆重型铸锻厂、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等为代表的新建企业，以重庆特钢厂、重庆水泵厂、重庆天原化工厂、长江化工厂、重庆轮胎厂等为代表的改扩建企业，使重庆形成较为完整的机械、冶金、化学等工业生产体系。 随着大批企业的迁建，北京、上海、南京、辽宁等一、二线地区的职工也纷纷内迁到重庆地区。从内迁人口的密度来看，重庆是三线建设期间川渝地区内迁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截至1965年6月，先后从外地进入重庆的基建施工队伍达到26904人⑥。据不完全统计，到重庆的“三线建设”政策性人口迁移前后约达50万人⑦。在此，笔者以1964年至1966年期间涉及中央15个部门的三线企业为例，来考察和分析三线建设期间重庆地区的人口迁移问题(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64年至1966年，在涉及中央15个部门的三线企业中，从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一、二线地区迁到重庆的职工达到46194人。其中，建工部的内迁职工最多，其次是冶金部、五机部、八机部、铁道部，而邮电部、建筑材料部、纺织部的内迁职工相对较少。建工部、铁道部及地质部的内迁职工，只参与企业的设计与基建，不参与后期的产品生产，并在企业基建结束后全部迁出，不在重庆长期居住。因此，从数量上来看，在三线建设的高峰期，定居重庆的内迁职工主要集中在冶金部、五机部、八机部等重工业部门。
二、内迁职工的工资与物价问题 三线建设中的人口迁移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分批次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性移民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工资福利、生活供应、物价上涨、职工住房、子女入学教育、环境适应等。其中，工资和物价问题最为突出。与东北、上海等迁出地相比，重庆的工资低、物价高。工资与物价不仅关系到职工的切实利益，也关系着整个重庆地区三线企业的建设进程。 1.工资差距问题 本文探讨的工资是劳动经济学意义上的工资，即劳动者因从事劳动而获得的所有报酬收入，包括固定工资、奖金、津贴以及其他货币或非货币的福利收入。⑧工资随着时代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三线建设时期，内迁重庆的职工来自不同地区，其原有工资区类别也不一致。兰州为十一类地区，广州为十类地区，上海为八类地区，天津、沈阳、哈尔滨为六类地区，重庆为四类地区。其中，十一类地区、十类地区、八类地区、六类地区的工资分别比四类地区高19.26%、16.51%、11%、5.5%。⑨而且，在不同的行业，各地的工资标准也不一致。在此，笔者以钢铁、机械及重化工业的一级和八级工资为例，来考察和分析重庆与上海、天津、东北等地不同行业工人工资的差距情况(见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