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银行家群体的变迁及其在行业发展中的作用探析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产生尽管大大滞后于现代工商业，但银行业很快将其超越，成为近代社会各业中最引人注目的行业。银行业发展中的这一特性，很大程度上与民国之后银行家群体的形成密不可分。他们引领和主导了银行业务的创新，把改革活动迅速推向整个行业，使银行业成为近代时期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本文以银行家为视角，探索他们在群体变迁过程中如何把创新等理念与行为推行到整个行业之中，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的聚合作用。同时，为当前改变银行从业者群体与官员之间身份转换的“旋转门效应”提供某种借鉴，使中国在当今银行业的日益壮大中产生真正的银行家及其群体。

      本文中的银行家，与当前以银行业作为主业的企业家来定义的看法基本一致。结合近代银行家的实践以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本文认为银行家应该具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把银行业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除非是被迫或被动离开银行业；二是对业务、理念等创新和要素组合具有强烈意愿，谋求银行事业的持续发展；三是遵行“三性”(即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原则的同时，追求社会事业的发展，即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一、中国近代银行家群体的变迁

      中国近代银行家群体不是根源于传统金融从业者群体的直接转型，①而是在扬弃传统金融从业者经验和吸收国外现代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借助他们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业缘、学缘、友缘和地缘等条件，渐趋形成的。他们从产生、形成到瓦解，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晚清时期银行从业者的经历为银行家群体的产生铺垫了基础

      中国银行业产生的导因基本不同于西方，不是在产业和外贸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而是在西方在华金融机构及其新式企业的高额利润刺激，与清政府财政收支失衡、洋务企业日益失去财政支撑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晶。在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产生的推动者基本不是来自传统金融从业者群体，而是参与洋务企业的经办者、清政府的中央大员以及一些旧式企业的经营者，如表1。

      

      晚清时期大约设立了40家银行(其中7家因资料缺乏无法确认)，其中以官方创立为主，基本是为了解决财政困境、稳定货币等目的。少数是由民间商人、旧式企业经营者、华侨等投资设立的，由于他们资本较少且带有较强的传统特性，能够真正生存发展到民国之后的更少。与传统金融组织相比，这些银行都采用了股份制企业的组织形式，但没有完全脱离传统金融组织的影响。一方面其经营者，特别是中下层从业者基本都是来自所在地钱庄、票号的原有从业人员；只有少数上层成员来自传统金融机构的从业者，如中国通商银行，“不仅资金运用在一个时期有很大部分要依靠钱庄来代为完成，而且也不得不延揽钱庄出身的人来担任总行经理。它的第一任总行华经理陈淦(笙郊)和第二任总行华经理谢纶辉，一个是沪北钱业会馆的发起者，一个也是从事钱业数十年、‘均清季绍帮钱庄的领袖’。”②这种人员构成深受银行性质、存活率低、上层管理者趋近于官方等因素约束，这些从业者很难成长到银行家层面，就离开了银行。然而，他们的从业经历却为后来银行家的形成提供了各种有益的经验借鉴，使民国之后的银行经营者认识到银行商业化经营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这些银行都采取了总分行的组织形式，规模较大的银行基本在全国重要的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由此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在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产生了一个银行业从业者群体。他们尽管带有很强的传统从业者特性，但受西方现代在华银行的影响，已经开始出现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趋势，他们在传统金融经验基础上又具有一定的现代银行从业者知识。同时，这些银行为民国前后一批接受过现代金融教育，后来转变成银行的经营者的人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实践平台，使他们在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民间与官方之间辨清了银行经营方向。尤其是这一时期成立的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尽管完全在政府主导下运作，但它们众多的总分支机构已经吸引了一批具有长期发展眼光的金融从业者，后来经营相对成功的银行上层成员在创立或转投其他银行之前，基本都与它们有着一定的关系(见表3)，即他们或者曾在中、交的总行任职，或曾在其分支机构担任负责人，由此在银行从业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显著的业缘关系，大大加快了民国之后银行家群体的形成。

      (二)民国时期银行家群体的形成

      晚清时期尽管成立了近40家银行，但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只剩下少数几家银行存活下来。存活下来的几家银行中，能够真正进入旧中国大银行行列的仅剩交通、浙江兴业、中国通商和四明等四家银行，浙江实业与中国银行则经过民国以来的改组才获得了快速发展而进入大银行行列。民国以降，大批留学归国人员纷纷进入银行业，我国银行业才获得一个迅速发展的契机。此时，不但银行数量快速增加，而且规模、实力等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如表2。

      

      受晚清官办化银行经营缺陷的影响，这一时期创立的绝大部分都是民营银行。银行数量从1897年第一家银行设立，到1936年存活的银行已经增加到164家。伴随银行数量的增加和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一批由具有国内外银行经历者主导的银行脱颖而出，渐趋成为全国不同区域中心的银行群体核心。“北四行”、中、交、边业与东莱银行成为北方的金融集团中心，“南三行”与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与中孚银行则成为华东(即江浙)的金融集团中心，广东、华侨、和丰③等银行构成华南财团中心，聚兴诚等则是华西的金融财团核心。这些银行群体的崛起，使拥有现代财经背景、丰富实践经验的银行创办者或主持者逐步扬弃了官办银行和传统金融组织、外资在华银行的某些做法，主动创新、采纳和推广各种新式业务、组织和经营管理经验。在日常经营中，他们不是单独行动，而是通过业缘、学缘、地缘、友缘等关系逐步联接起来(如表3)，形成一个横跨全国的银行家群体。在目前已整理出版的陈光甫、周作民、张嘉璈等人的日记、书信、年谱资料中，他们已经对银行事项展开了频繁交流和沟通。在周作民的日记书信中，他与“北四行”、“南三行”、中、交等银行高层就在银行业务等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④在陈光甫的日记中，他也与这些银行的上层管理者有着频繁的交流⑤；张嘉璈则与近代中国的银行业上层管理者的交流更为广泛和频繁，⑥完全体现出他们就银行业发展的问题而聚集在一起的群体性行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