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6)04-0146-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04.021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制度曾吸引过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①但以往论著多将之作为静态制度，而缺乏结构演变方面的考察。其实，官督商办是一种复合型制度，“官督”与“商办”的内在博弈决定着此项制度的实际运行。本文拟对其流变趋向、制度结构与困境略加探究，以期在史学的“叙事”基础之上，多一些“说理”的观照。不当之处，尚祈高明教正。 一、“官督商办”起初是个好办法 兴办近代民用企业，在晚清无疑是一项创举。而采用“官督商办”机制，则是政府与社会本着优势互补的考量，慎重选择的对策。 首先，此类企业肩承着保护国计民生的重任，关乎“军国要需”，“事体重大”②，非同一般经营，而洋务派官员则普遍不相信华商能够承担此等重要事业，认为“官督”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此等事务非熟于生意情形者不能经办”③，企业若由官办，则官员无此能力，且极易腐败，使企业难以长久发展，所以官方不得不对其“商办”成分予以足够重视。 其次，洋务派官员实行“官督商办”的立意还在于联络商情，改善官商关系。中国传统官商关系素来不洽，商之视官，如同虎狼。这种官商敌对状况，非常不利于洋务派官员的“自强”和“求富”方略。他们从西方的强国经验中逐步认识到，“欲图强兵必先富国；欲图富国必先联商，官商联则集资厚，资本厚则财力雄”④。“官督商办”实际上是官方调动商民投资积极性、推进官商合作的一种努力。李鸿章在奏办轮船招商局时就说道，此举系政府“招商”的尝试，以期官商感情“浃洽”。盛宣怀也说过，轮船招商局之源起，系“中堂(李鸿章，引者注)鉴于中国官商不能如外国官商相联一气，是以创官督商办之局，为天下开风气之先”。⑤其他洋务民用企业同样体现了官方的这种用意。 再者，因为洋务民用企业承担着“分洋商之利”的重任。清政府不愿意以官局的名义直接面对洋商，遂只有以商局出面，参与竞争，而官方隐居幕后进行督率、扶持。刘坤一指出，轮船招商局之所以实行“官督商办”，“只以揽载贸易，未便由官出场，与商争利；且揽载必与华洋商人交涉，一作官局，诸多掣肘……不得不以商局出名”⑥。李鸿章也曾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说道：“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惟因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须官为扶持”。⑦可见，刘坤一与李鸿章所论侧重点不一样。刘重官，认为“官督商办”意在“由商局出名”，为官减压；而李重商，指出商事关乎国计，有裨民生，故须“官为扶持”。他对“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官督商办”理念意在护商，“不以官局之规矩律之”⑧。 总体而言，晚清官督商办制度设计的本意在于使“官督”与“商办”各自的优势互相结合，克服彼此的缺点，促进企业建设，以助挽回利权。在作为创业者的官绅商民看来，“居今而言利，仅当分中外，不当分官民，并不当分官商也。特此类创举，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责之官办，而官不能积久无弊。惟有援照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之一法，商集其费，民鸠其工，官总其成，而利则商与官、民共之”。⑨易言之，“此等创办之举，非官督不能经始，非商办无以持久”⑩；“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持久尤难，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官督商办之法“实为颠扑不破之道”。(11)就连后来对“官督商办”大加挞伐的郑观应，起初亦表赞成。他指出：创办企业若全恃官力，则费巨难筹；招集商资，易收众擎易举之功。但如果企业全归商办，则地痞土棍难免阻挠，且一般吏役又会敲诈勒索；只有实行官督商办，则各有责成，“上下相维，二弊俱去”。(12) “官督商办”企业制度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大力推行，既与时代背景联系密切，也与其制度结构特征有关。就前者而言，洋务民用企业绝非普通的经济团体，承载着艰巨重大的使命，必须全民戮力，官商同心，方可集资合力，与洋商进行角逐，以期挽回利权。就后者而言，“官督商办”制度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为“官”与“商”搭建了较为理想的合作框架。正如时人所言，“轮船、电报均归官督商办，益见奉行之善”(13)；矿务企业“官督商办，其法无弊”，此制汇同购用西方机器、招集华商股份，成为中国矿务大兴的三大关键因素(14)；官督商办之法实为“以民间之本取民间之利，而国家岁增税饷”之良策，国与民皆受其益。(15)由此说明，官督商办之制在晚清洋务民用企业创办之际，实为一项被普遍认同的企业制度。 二、“官督商办”的“保商”作用 “官督商办”其实是由“官”“商”两个主体和两种机制组成，最初设计之时，考虑的主要是两者各自优势的结合。“官督”的优势从根本上讲，在于可得到官方的庇护与支持。除了行政保护之外，官方的扶持主要包括政策和资金两方面。 就政策而言，各企业均为特许成立，几乎每个企业都背靠一位或几位封疆大吏。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上海电报局、开平煤矿等企业还受到朝廷的重点关注。在行政权独大的晚清社会，行政资源的作用与价值超乎市场与社会，所以各企业由此获得的非经济资本难以计算。各企业在招股时，莫不大书“官督商办”之号，尤其是矿务企业极力鼓吹实行官督商办之后，“地利无坐弃之虞，地方无掣肘之患”(16)，业务必将蒸蒸日上。(17)就民众而言，见各企业由某位“中堂大人”批准，且企业高管或为“某观察”，或为“某太守”，于是“以为其事可信矣”。(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