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耕起源和早期的牛耕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兴林(1963- ),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战国秦汉考古、农业历史与考古,江苏 南京 210046

原文出处:
中国农史

内容提要:

在牛耕起源问题上,牛的驯化和驾驭、犁架的形成、相关套牛技术的出现是三个密切相关的要素,缺一不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有人力牵拉的犁架。家牛驯化很早,至迟到商代开始驾驭和役使牛。夏商以马驾车,套驾技术可以借鉴。牛耕是随着最晚成熟的要素之后发生的。根据牛耕起源三要素的形成情况,把我国牛耕发生的时间定在商代应是比较可信的。目前牛耕起源的春秋说似成定论,但春秋时期牛耕已反映到人名当中,肯定不是牛耕的发生期。西周春秋是牛耕的早期阶段,战国开始进入到推广期。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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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2-0029-10

      牛耕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它的起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节点,在此意义上牛耕起源与早期牛耕是同一范畴内的问题。牛耕始于神农、叔均之说不必多论。过去着眼于对文献记载的分析,大都持牛耕春秋说。《国语·晋语》:“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春秋是牛耕应用的时期,但远不是起源的时期。牛耕问题关系到牛和驾牛的方式、方法,还涉及耕具和与其相适应的耕作制度与种植技术。讨论牛耕的起源不妨换一种思路。钱小康认为,与入土性能、强度、耐磨性相关的犁的结构、动力的控制方式、联接方式以及理论总结与指导是产生牛耕的制约因素①,他注意到犁架和牛的联连问题,是很有见地的认识。我认为,探讨牛耕的起源问题时,有几个要素是必须要强调的,第一是牛,经人工驯养并已为人所役使的牛是牛耕问题的主要因素;第二是犁具,也就是犁架,犁头只是整具犁架上的一个重要部件,不管是石犁、木犁还是铁犁,光有犁头没有犁架也不能形成犁具;第三是驾牛和牵引的用具或称畜力用具,也就是套驾和牵引的方式、方法问题。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三大要素后,牛耕才可能实现。牛和石犁在史前时期就已多见,但犁头即使安装犁柄或犁架,也可能只是人力牵引。因此我认为,用来把牛套在犁架之上的畜力用具也是牛耕问题的关键,没有畜力用具,就不会有牛耕。牛耕应是在经过很长时期的人力牵拉、解决了牛的驾套问题以后才出现的。而从牛的驾驭、犁架的应用和套驾的可能三方面进行分析,我认为牛耕起源于商代应是比较可靠的。

      一、牛的驾驭

      虽然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有牛骨的遗址遍布南北各地,但目前能够确认的明确属于家养黄牛的骨骼只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晚段,出土地点有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墓地,河南淮阳平粮、新密古城寨、禹州瓦店、柘城山台寺等。也就是说,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和中下游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内有了驯化的黄牛②。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铜石并用时期。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王因遗址出土黄牛和水牛的遗骨③,属于龙山时代的河北邯郸涧沟村④、陕西长安客省庄⑤等遗址也都出土水牛骨骼。长江流域出土牛骨以水牛居多,如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各遗址多有水牛遗骨出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批骨耜就是以水牛的肩胛骨制作的,遗址还出土了16个完整的水牛头骨⑥。但以上发现都未经科学鉴定,不能确定其是否家养。

      对史前时期牛的驯化的研究都是基于骨骼分析之上的。家养的不一定就是驯顺而可供役使的,它可以仍是人们食用的对象,没有证据说明史前时期的牛与牵引有何关联,但毕竟牛只有在驯化和家养以后才有被役使的可能,也就是说牛耕不可能突破新石器时代末期。

      有关对牛的拘系方法能够说明人类对牛的驾驭和利用情况。俗语说,牵牛要牵牛鼻子,在普遍使用牛耕或牛车的时期,穿牛鼻也是最为普遍的。牛不穿鼻是很难驾驭的,故《晋书·食货志》说:“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在农耕区,小牛生长到半岁多,就要像举行成年礼一样穿牛鼻。穿牛鼻的做法肯定是牛耕出现以后或伴随牛耕出现的,是牛耕问题的比较直接的说明。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穿牛鼻的事例是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墨绿玉雕卧牛,卧牛长11、高5.8、厚1.5厘米,两个鼻孔间有一小孔相通⑦,与后世牛鼻穿孔的位置相符,给人以牵牛鼻子的联想。过去我曾认为,玉雕牛是一件艺术品或装饰品,用于悬挂时在牛身上穿孔,牛鼻是最适合的地方,系绳悬挂用的孔只是根据需要在饰件上穿制的,并不一定说明现实中牛的穿鼻问题。但是该墓同出的玉雕动物多有穿孔,如玉虎口前、口两侧和下颌各有一孔,玉狗上唇与前足上各有一孔,玉兔前足与后腿上各有一孔或口与前腿各有一孔,马耳后有小孔,而玉卧牛偏偏要在鼻孔间穿孔,这一定是受了现实生活中穿牛鼻习惯的影响,这个穿孔与穿系牵牛绳有关。《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马”、“胲作服牛”,“服牛”有放牧之意,也有驯服、驾驭的意思。联系《尚书·周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这对认识妇好墓出土玉雕上牛鼻孔的用途便有了一定的基础。而对殷墟黄牛骨骼的研究发现,牛掌骨远端和第二节趾骨等骨骼部位有因劳役造成的病变现象⑧,也为研究商代对牛的役使提供了证据。

      商周时期铜器附铺首衔环的例子较多,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以铜壶为多,仿铜陶壶上也贴塑铺首衔环,有的“兽鼻突起,贯之以环,像牛穿鼻形”⑨,铺首之怪兽虽不是牛,也有可能是受到牛穿鼻做法的影响或启示。《博古图》卷十六收录的牺首尊,为一牛首的形象,以牛颈为容器,牛角向内侧弯曲,牛鼻穿环,环连一长链,牛头上还有穿过牛鼻和牛角的绳索笼络着。牺首尊的时代大约也在春秋时期。《左传·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用“牵牛”而不是“驱牛”等其他的说法,这或许是说穿牛鼻而牵。当然拴牛角或牛颈也不是不可以,那样显然没有穿牛鼻便于控制。“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成为当时人用以说明道理的俗语,说明春秋时期可能穿牛鼻做法已较通行。1923年山西浑源县李峪村晋墓出土一牛形铜尊(现藏上海博物馆),器高33.7、长58.7厘米,背上三口,中间一口内嵌一釜。牛鼻上穿有一大铜环,环上有绳索纹,两牛角向下弯卷。牛尊的时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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