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6)01～0003～05 20世纪60年代，汉娜·阿伦特发表系列文章"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在犹太人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阿伦特以《纽约客》杂志特约记者身份旁听耶路撒冷审判，①并提出具有争议的“平庸之恶”。②“平庸之恶”系描述性定义，旨在抽象普通人的无思(thoughtless)特征及由无思引发的恶果。它的出现是阿伦特对普罗化③与平庸化的一种警醒，是对多样性与英雄主义的一种诉求，是对人性卓越与心灵澄明的一种复归。 一、“平庸之恶”的本体意蕴 "the Banality of Evil"，译为“平庸之恶”、“平庸的恶”、“平庸罪恶”或“恶的平庸”，源自阿伦特对康德"Radical Evil"的继承与批判。阿伦特14岁时就阅读了《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和《纯粹理性批判》，对康德的人性观具备了比较深刻的理解[1]。康德把自由作为人性的内在根据和理性的来源。人性先于行为，依据行为发生的时间衡量人性是不可能的，因而，对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等时间层面的讨论没有意义。在康德的人性观中，法则与准则扮演着核心概念的角色。法则是实践理性颁布的道德律，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准则是人自由选择的依据，具有特殊性、主观性。衡量善恶的标准是准则，而非法则。我们之所以称一个人是恶的，并不是因为他/她的行为是恶的，而是因为这些行为的性质使人推论出此人心中恶的准则[2]。同样地，一个人的行为合乎法则，我们也不能称其为善，因为他/她可能将功利性动机纳入准则。康德认为，人的本性中具有向善的原初禀赋和趋恶的倾向。向善的原初禀赋是人的规定性的要素，包括动物性的禀赋、人性的禀赋和人格性的禀赋。趋恶的倾向包括人的本性的脆弱、人的本性的不纯正和人的本性的恶劣。其中，人的本性的恶劣就是“根本恶”，它是指个体把出自道德法则的动机放在其他非道德的动机之后，是恣意妄为、心灵的颠倒和蓄意的罪。总之，康德把先验理性作为衡量道德的基本尺度，表明他在道德问题上的理性主义立场。 针对康德提出的"Radical Evil"(根本恶)，阿伦特提出"the Banality of Evil"(平庸恶)，这里存在着阿伦特对康德的两重批判。第一重批判体现在阿伦特对理性主义立场的存疑。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声称，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原因在于“根本恶”。“根本恶”是极端的恶，纳粹分子不经思考残杀同类，血腥的惨象不能勾起他们的同情与怜悯之心。“根本恶”有三个特征：第一，任何惩罚都不能与杀戮所付出的代价等值，犯人的罪行是不可被原谅的；第二，它取消了人的不可预测性，邪恶即为邪恶；第三，它超越了正常人的理解限度，不可以被理性解释。阿伦特虽继承了“根本恶”的概念，却完全否定康德的道德律令。她认为，先验理性与现代社会不相容，原子式的个人存在使人们丧失了自主选择的权利。实践中，先验理性似乎消失了，因为理性的前提早已破坏殆尽，先验理性在实践中无法被个体践行。第二重批判体现在阿伦特从“根本恶”转向“平庸之恶”。耶路撒冷审判推翻了阿伦特关于纳粹的全部想象，也让她重新思考人性。眼前执行约500万～600万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艾希曼与平常人无异，“这个人物难以处理的地方正是因为许多人与他很相似，这些人即使做错也不是施虐淫，是可怕的正常人，即使在今天也是正常的”[3]。“我们知道那些加入最直接地参与集体屠杀事物的组织的人，既不异常地具有虐待性，也不异常地狂热。”[4]调查显示，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纳粹患有官能疾病，因此，他们大多难以逃脱死刑的命运。据艾希曼陈述，在执行任务的最初四个星期，他常感到恶心呕吐，然而一个月后就变得麻木不仁了。阿伦特据此推翻了先前对恶的认识，她指出，作恶的动机并不是无法解释的，而是根本不存在。恶是在一点一滴间汇聚而成的，具有普遍性、情境性和弥散性。艾希曼是纳粹战车得以运转的一枚齿轮，这枚齿轮的特点是无思(thoughtless)。她在给好友格肖穆·肖勒姆的书信中写道：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的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如前所述，“恶是不曾思维过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思维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何况涉及恶的瞬间，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带来思维挫败感。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1]。 至此，阿伦特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人性观的、过程论意义上的“平庸之恶”。笔者认为，“平庸之恶”包含广度与程度两方面的内容。从广度上讲，平庸指“对现实、他人不予考虑的一种生存状态”，“麻木不仁”，“缺乏心灵的关照与提升”。平常、不突出、与普通人无两样是外在表现，无思(thoughtless)是本质特点。从程度上讲，人们长期顺从于一般的制度与规则，忽视价值观念对制度规则与日常生活的审视作用，久而久之，作出恶的行为。 二、“平庸之恶”的教育内涵 自"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问世以来，关于汉娜·阿伦特和“平庸之恶”的争议不绝于耳。质疑者大多攻击阿伦特过于依赖先验思维、学院派思想浓厚，或指责她被艾希曼“无害的”外表蒙蔽，在评价他人时没有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同时，平庸是不是都是罪、怎样给“平庸之恶”定罪成为阿伦特抛给当代伦理学和司法制度的棘手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平庸之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它为人性论提供了过程层面的新视角。教育场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平庸之恶”，在论述其具体表现之前，我们应对“平庸之恶”在教育场域的可能发生作前提性分析。 教育是一种旨在人爱智、求真、向善、趋美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学是培养人的学问，因而，从个体存在或类存在的角度，人性论问题是不可规避的。以往从哲学角度谈人性，采取的方式是“拿来主义”，即直接把哲学上关于人性的假设应用于对教育现象的思考，没有考虑哲学层面的人性假设在教育场域是否具有适切性。“教育学所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常常可还原为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问题，教育学自身独立的对象域反而被遮蔽。”[5]探讨教育场域的人性假设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即主体与他人共在于教育场域，也就是要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思考人性的善恶。主体与他人应处于教育场域的具体事情之中，而不仅仅是本体论或物理意义上的存在。主体必须与他人同时在场，这样的价值判断才是有意义的。“X是好人”，其内在逻辑是X是好人，当且仅当，X对于Y是好人[6]。X不可能在每个他者心里都是好人，人性假设需落实在微小的“事情”与关系之中。教育场域之所以有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无善无恶等诸多争论，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考虑事情之中的客体对主体的评价。我们在事情之外，妄图评价这个人生来是善良或是邪恶，总会有一丝缥渺与无力之感。现代性的思维范式让大部分人以为人性是变动不居的、是价值无涉的，忽视了人性假设的相对性。“平庸之恶”比传统意义上的人性假设更趋近人类生活的现实，因为它关注具体的情境，其主体涉及教师、家长、行政部门，④对应的他者可能是一对一，也可能是一对多的关系，他们共处于一个教育事件之中。总之，将“平庸之恶”应用于教育场域或用“平庸之恶”描述教育场域内发生的种种现象是可能的，因为它符合教育活动的情境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