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范围与特质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关于人生与教育的系统的思想理论，是中国教育发展及教育学科研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与教育学术研究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人们似乎有着共识，但又语焉不详。大家似乎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默契：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受其哲学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他们的哲学思想，则多体现在教育思想之中。即以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来解决教育问题；又用对教育问题的研究，来阐述或丰富其哲学主张。 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有三个典型的定义：第一，王炳照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应该成为关于中国教育史知识的概括与总结。”①第二，于述胜和于建福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中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经过不断创造和革新，并以变化了的形式存在于现代教育之中的教育哲学观念和思考教育问题的方式。第三，黄济先生的界定。黄济先生虽没有直接界定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定义，但是，他长期一贯的中心观点则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同中国古代哲学与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分不开的。就其大的阶段而言，大致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的儒学独尊，魏晋的玄学，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并举，宋明的理学，明清之际的实学和近代的西学东渐。”②p3黄济先生通过指出其范围来界定其内涵，并对其进行了具体阐述。 以上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界定，都有道理。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范围，并不限于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教育思想的交集，而应该更大一些。它理当包括，中国古代至近代的中国哲学和教育思想，及有关教化的文化与艺术观念。这么说，并不是有意放大其范围，而是提请人们研究这个问题时要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一方面通过外化和物化进入到政治上层建筑体系，如封建政权、宗法制度、寺庙与宗祠等；一方面又延伸和拓展到思想上层建筑体系之中，如历史、文学、艺术与审美等中国文化体系，甚至形成了国民深层文化心理积淀。这么说的理由有三： 其一，中国哲学的性质。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的科学哲学和宗教哲学；中国哲学，主要是人生哲学。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等著作中多次强调，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中国哲学的精神，不在宗教，而是生命的体验；中国哲学，是教人安身立命与修身养性的教化哲学。 其二，中国社会历史与教育的状况。中国古代乃至近代，正规的学校教育并不发达。但是，中国社会教化体系却很通达，道统、政统与学统相贯通，政治、伦理与立人相融合，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不是狭义的正规学校教育体系，而是全民教育体系。哲学思想、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综合运行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影响波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其三，在体系化的哲学与教育思想之外，在文化与艺术之中，尚存哲学教化思想之印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经典由“六经”发展到“十三经”，再到经学衰落，文学兴起，诗歌戏曲等取代传统经典，文道结合，艺术与审美亦浸润着经学思想。看起来哲学似消失了，但儒家经学思想却流入中国文化的命脉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 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有着种种看法。但诸多看法中，有一些相同的部分。这些部分，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的特质。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开篇明义，中国哲学是对“人生”、“宇宙”的系统反思，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中国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中国哲学主张，做人最高的成就，是“成圣”；成圣的最高成就，是个人和宇宙的合而为一。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是价值观。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他提出了中国哲学有六大特色：第一，合知行；第二，一天人；第三，同真善；第四，重人生而不重知论；第五，重了悟而不重论证；第六，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 价值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历来居于重要地位。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属于价值哲学。例如，赵馥洁先生从价值论角度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价值哲学；在内容结构和理论体系上，都有其鲜明的价值论特征。他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增订本)》一书中，指出了中国哲学价值论特征：第一，重视规范。中国哲学注重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形成什么样的人生意义，因而提出了义利、德力、义生、德智、理欲、公私、群己、天人、真善美等价值规范。第二，多元取向。中国哲学关于人生价值目标的选择，是多元取向的，各家各派有别；各家各派内部，亦有所不同。第三，道德主导。从总体来说，中国哲学在多元价值取向中，道德取向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第四，内在冲突。价值取向的多元，必然引起各种学说和观点的内在冲突。当然，这种冲突既反映了价值观的纷繁复杂，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动力。第五，相成互补。冲突一方面造成了价值观的对立，另一方面又推动了通变互补，促成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内部协调和相对稳定。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