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概念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或译为“结构分解”，原为分解、消解、拆解、揭示等义，德里达在此基础上补充“消除”“反积淀”“问题化”等意思，成为后结构主义提出的一个术语，一种批评方法。本文取“解释”与“建构”之意。台湾汉语音韵学是中国汉语音韵学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大陆还很少有人对其做系统的“解构”。从东亚汉语音韵学“学术共同体”的历史视阈来说，这是需要优先进行的。 一、“解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必要性 （一）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存在认识误区 首先，有一些中国大陆学者潜意识里以为中国大陆是传统小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对台湾传统小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认识不够。其次，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近70年了，两岸政治意识存在着的明显差异，给两岸学者心理造成了不容易磨合的“误解”，容易用政治情感代替学术情感。再次，学科偏见。台湾汉语小学史是冷门学科，不大受社会关注。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学者成立各类台湾研究会、团体或机构如全国台湾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等，主要涉及台湾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法律、社会历史、文化教育、两岸关系及对台方针政策等问题，忽略了对台湾汉语语言学史的研究，更勿论冷僻的台湾汉语小学史研究了。因此，大陆有关系统的台湾中国传统“小学史”著作，如台湾汉语文字学史、台湾汉语训诂学史、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见。 （二）关心西方汉语音韵学史甚于关心包括日韩越南中国台湾等在内的东方汉语音韵学史 一百多年来，西化倾向始终是中国学术建设的主流，西方汉语音韵学带给中国汉语音韵学的影响一浪高过一浪。马伯乐、高本汉等，还有留学欧美并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等国的学者比如赵元任、王力、李方桂、桥本万太郎、张琨、丁邦新、龚煌城等人的汉语音韵学思想观念，在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界得到了极端重视。在许多人眼里，西方的汉语音韵学理论是“正统”的，代表先进的观念，而东方传统汉语音韵学往往是“非正统”、过时，甚至是落后的，居于末流的。即便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有些人也仍然是关心西方汉语音韵学史甚于关心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汉语音韵学史研究。比如某些学者在叙述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学术新进展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说不屑于关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等东亚地区的汉语音韵学史成果。这很有代表性，是一种西方文化“优越性”、“先进性”的心态在起作用，是值得特别注意和思考的。 （三）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东亚汉语音韵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东亚早就形成比较稳固的、长期共存的“学术共同体”。从大的方面来说，东亚汉语音韵学史是个整体系统，学术传统和学术理念基本一致，当然整体系统中也存在着子系统的差别。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史、朝鲜半岛汉语音韵学史、日本汉语音韵学史、越南汉语音韵学史、中国台湾地区汉语音韵学史等各自相对独立或融合发展，个性鲜明。在东亚各国文明“环流”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流派，包含了各自丰富的理论内涵。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东亚汉语音韵学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中国音韵学史的骄傲，以其内涵丰富、特点突出、影响面大而享誉世界。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排除在东亚汉语音韵学史之外，东亚汉语音韵学史还能成立吗？ （四）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世界汉语音韵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来必定会有人写出一部十分完备的、科学的《世界汉语音韵学史》，这是汉语音韵学学术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世界汉语音韵学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缺少它，整个汉语音韵学史是残缺的。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曾经是极其辉煌的，是代表了世界汉语音韵学史研究的高峰之一，人才辈出，世界级学术大家不断涌现，绝不亚于欧美汉语音韵学的成就。在有关文献的整理上，更是成果丰硕。 （五）科学的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内涵必须借助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成果来完善 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发展到了今天，明显地遇到了瓶颈，人才断层（“文革”十年造成的恶果），某些学者学术眼光局限性很大，难以做到“中西贯通”，因此，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成果十分匮乏。中国大陆学者将来如何立足于世界汉语音韵学之巅？如何再造曾经有过的辉煌？许多大陆学者都在寻找出路。如有学者提出“走出高本汉”的口号，有的以实验语音学方法改造汉语音韵学；有的以“类型学”方法改造汉语音韵学；也有的以语言演化理论看待汉语音韵学，各种汉语音韵学理论层见叠出，令人目不暇接。其实，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还是要汲取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优秀成果，无论是理论、方法、资料，还是结论，要以世界各国优秀研究传统为积淀，探索出适应现代科学理论基础的汉语音韵学研究道路来。其中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的成果汲取成为必须，如历史比较的传统理论与方法革新（丁邦新）；汉藏语、汉语西夏语比较中的汉语音韵学体系（龚煌城）；文献考据与文献整理理论与方法（陈新雄）；汉语音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何大安）；汉语语音史“双线性”、发展不平衡性等地理因素（张光宇）；建立独特汉语音韵文献研究体系（竺家宁）；当代汉语音韵学“跨界”国际观（萧宇超）等，扎实而有效，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不可等闲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