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刁晏斌,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内容提要:

汉语史研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值得反思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时间范围上,未能对汉语整个历史实现全覆盖,具体而言,就是缺了现代汉语这一段;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很大程度上把文言和白话这两种文体搅在一起,又与“口语”纠缠不清,因此不具有严格的同一性;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有缺漏,对中古及以后的文言发展付之阙如。基于此,提出“复线多头”模式的五史并存的“新汉语史”:复线指汉语史有文言史与白话史两条主线,二者合为新汉语史的主体;此外的几个重要线索,近期主要有语音史、方言史和通语史,远期还要再加上口语史,以上多史合一,才能构成完整的新汉语史。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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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般的认识,1957年王力《汉语史稿》的出版,标志着汉语史研究的开始。[1]从那时起到现在,汉语史研究取得很大的成绩,有了很大的发展,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局面。然而,毋庸置疑,汉语史的理论建构及事实研究都还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所以一直以来也不断有人反思其得失。比如,仅就理论方面而言,李无未、邸宏香认为,汉语史研究的事实发掘成果卓著,令人目不暇接,但理论滞后于实际的状况却愈显突出,主要症结在于基本理论范畴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导致连汉语史研究基本理论框架的认识都十分模糊;[2]而韩陈其、立红则指出,汉语史的研究现状难以令人满意,其表层原因是对汉语史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而细致的认识,其深层原因是对汉语的本源属性和本质属性缺乏深入而细致的认识[3]。

      本文也是一篇反思性文章,试图从“结构”和“内涵”的角度,来提出一些看法,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简单地说就是建立与以往的汉语史(即本文标题中所说的“传统汉语史”)有所不同的“新汉语史”。

      一、关于汉语史涵盖时间范围的反思

      所谓汉语史涵盖的时间范围,实际上就是汉语史的上下限问题。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一个不用说的问题:所谓汉语史,不就是汉语从古到今的历史吗?赵振铎、黄峰就是这样明确指出的:“汉语史是研究从殷商时代到今天汉语发展的历史。”[4]然而,这样的认识实际上却并不是一种普遍的认识,问题就在于对现代汉语的认识和处理。蒋绍愚说:“顾名思义,‘汉语史’是应该包括现代汉语的,但是,后来似乎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看法:汉语史的研究只限于现代汉语前。这样就成为‘汉语史’和‘现代汉语’的两分。”[1]蒋先生说得很清楚,长期以来,传统的汉语史及其研究,是把现代汉语阶段排除在外并且这是“不应该”的。然而,蒋先生自己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也是按照上述“共同的看法”,把现代汉语排除在汉语史之外。

      这种“按理说”与“实际做”不一致的情况在汉语史研究者中并不少见。比如有人说,“研究任何一个语言史专题,不仅要研究它在历史上的面貌与状况,而且更要研究它在今天的发展。……语言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我们不可能脱离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去认识近代、古代的语言,而且现代生活中出现的种种语言问题有许多正是汉语史研究的课题,它能激发出研究者的热情与灵感。再者,研究任何一个语言史专题,不仅要研究它在历史上的面貌与状况,而且更要研究它在今天的发展。因此,汉语史研究者不能满足于在书斋里从文献古籍中讨生活,而要打开窗户,走出书斋,到现实生活中去找题目、找材料,要把书本中的死材料与现代汉语方言中的活材料结合起来进行考察”[5]。虽然提到要“研究它在今天的发展”,然而接下来所说的仅仅是找题目、找材料以及与方言相结合,而未涉及对现代汉语本身的历时研究。吴福祥从语法研究角度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我们历史语法学界通常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局限于汉语历史语法事实的调查、描写和分析,很少关注现代汉语语法变异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确实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颇为关注,不过其出发点是想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汲取和借鉴语法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并非自觉地将现代汉语语法变异纳入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范围。”[6]

      这一局面的形成当然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前边提到,人们一般把上世纪50年代《汉语史稿》的出版作为汉语史研究开始的标志,那么,把本书主编王力认作汉语史研究的开山者应该也不为过,而上述观念和做法其实正是王先生定的“调”。王力说:“汉语史是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7]序言很显然,王先生认为,现代汉语已经形成,因此对于汉语史研究来说,它的作用就只是作为发掘事实、考镜源流的起点或终点,而它本身却并不在研究范围之内。这样,汉语史的下限就应在排除了现代汉语阶段之后的某一时间点上,具体取决于人们对其前一阶段即近代汉语下限的认识。按现在较为通行的观点,近代汉语的下限是明末清初,那么,汉语史所涵盖的时间范围自然也就是从上古汉语至此,而有清一代及此后自然也就“无史”;如果认为近代汉语止于“五四”之前,那么“五四”以后自然就不在汉语史的涵盖范围之内了。

      在已有的汉语史论著中,极少看到对某一现象进行从古到今或从近代到现代一贯而下式的描写和讨论。下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国内最有影响的两部汉语史著作,即王力《汉语史稿》和向熹《简明汉语史》的时间涵盖情况。王、向二人对汉语史的阶段划分大体一致,都认为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汉语阶段。

      《汉语史稿》上册语音部分有“由中古到现代的语音发展”一节,未涉及“五四”以后;中册语法部分有“五四以后新兴的句法”,另有一节“句法的严密化”,就所举用例看,主要限于建国前,多数为鲁迅、老舍等人的作品,个别延及解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及讲话等;词汇部分有“鸦片战争以后的新词”,其中在讨论外来词语时只用一页多的篇幅简单谈及“社会主义社会词汇的输入”。以上“三史”中,语音史未涵盖现代汉语阶段,词汇史和语法史稍微涉及,但只是简单的静态化罗列若干项目,而非全面的历时考察和分析,因此总体而言显然处于附庸地位。《简明汉语史》初版于1993年,被认为在王书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提高,但是在考察的时间范围上,却一仍旧贯:语音史部分有一节“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形成”,作者认为标准音从元代开始形成,所以这里的讨论与现代汉语并不搭界;词汇史部分三章分别是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也未涉及现代;语法史部分在第三章“近代汉语语法的发展”下有一节“五四以后汉语语法的发展”,从考察对象到举例范围都与王书极为相似。但是,此书出版比王书晚36年,两相比较,它对现代汉语阶段的缺漏就显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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