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塔西佗陷阱”:

作 者:

作者简介:
师玉生(1978- ),男,甘肃张掖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2014级博士研究生,河西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从事教育经济与政策研究;林荣日(1963- ),男,福建平和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经济与政策研究。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现代大学教育

内容提要:

公信力下降是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主要原因和突出表现。中国教育中总是存在着政府制定的一些教育规划与纲要的目标常常无法达到、某些领域的教育改革成效低微、教育质量长期低水平徘徊、一些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水平不高、教育部门和学校中行政违法和失范行为普遍存在等现象。这些现象足以表明中国教育已经陷入了“塔西佗陷阱”,甚至有越陷越深的危险。这一问题形成的原因包括教育自身的发展困境、社会背景因素、民众的觉醒、政府管理能力的限度以及信息时代的特点等。只有正视问题的表现、分析形成的原因,才能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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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6)01-0088-07

      一、“塔西佗陷阱”的含义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的出处在学界尚有较大争议。笔者查阅了许多文献,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古罗马时代(公元1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提出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它的出处另有其人,李鸿文在《谁的“塔西佗陷阱”》一文中就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个概念也有可能出自于上述老塔的后裔皇帝小塔(公元3世纪),但由于欠缺史料支撑,他也不敢妄断。[1]虽然准确的出处还有争议,但老塔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写到“……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恶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2],这一论断,后来逐渐被引申为: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颁布的政策是好政策还是坏政策或做了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坏政策或做坏事。我国一些媒体和学者也将这种当政府不受信任时,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会受到质疑和批评的现象称为“塔西佗陷阱”[3]。

      “塔西佗陷阱”与政府或公共部门的公信力下降有直接关系。哈佛大学教授奈(Joseph,S.Nye)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政府信任下降的现象是一种国际间的共同现象,不止出现在美国……民众不信任政府的主因是政府无效率等。[4]也有学者指出,20世纪末以来,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公信力下降已经随着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动荡性演化为一股国际性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问题。[5]“半信半疑”或“不相信”是公众对政府的常用态度或消极评价,如果政府长期处于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就会陷入“塔西佗陷阱”。关于政府公信力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通过两种形式界定其内涵:一种是将公众作为主体,政府作为客体,政府公信力指公众对政府行为评价或认可的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信任程度;另一种将政府作为主体,公众作为客体,则政府公信力主要指政府赢得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和程度,或是政府拥有的一种权威性资源。[6]我们将这两种定义合并,政府公信力则可以表述为政府在长期的公共事务活动中形成或表现出来的行政能力和权威资源符合公众期待的程度,它是公众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主观感受。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认知和评价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并不一定按照公信力本身的状况做出评判,而是根据自身的期望做出。[7]同样的,政府管理教育的能力、权威及其行为也会在民众心中形成一种是否可以信任的印象和期待,这便形成了教育公信力。人们也是根据个人期望的主观感受对教育公信力做出评价,不论什么原因,一旦教育公信力持续下降,最终就会使教育系统陷入“塔西佗陷阱”——无论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如何殚精竭虑、费尽心思地设计改革蓝图或精心制定各类政策,社会公众却始终对教育现实不太满意,对政府提升教育品质缺乏信心,更是对未来的教育前途忧心忡忡。

      二、中国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若干表现

      正如上述,公信力下降是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主要原因,突出地表现为公众对教育现状不满或对教育前途没有信心,一旦教育公信力持续下降,超出了人们期望的阈限则会使教育陷入“塔西佗陷阱”。我们时常可以感受到民众对中国教育质量的担忧,对素质教育、中小学生减负等政策的怀疑,对校长、教师的种种埋怨等等。更为甚者,每每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如社会暴力事件、官员腐败、老人摔倒不敢扶等,人们总是将部分原因归结为教育。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是民众对中国教育的不信任,是教育公信力的持续下降,难怪张斌贤教授认为,“就当前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对学校、教育一味地批评和指责,有时甚至是非常情绪化和武断的责难,教育改革和发展缺乏一种同情、理解、宽容、合作的建设性的社会舆论环境。”[8]中国教育确实已陷入“塔西佗陷阱”,甚至有越陷越深的危险,其若干表现如下:

      (一)政府制定的教育规划与纲要目标、任务与举措常常无法达到,民众对教育规划不信任

      政府制定的教育规划与纲要是政府对未来一段时间内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和举措的计划和安排,也是政府公共承诺的基本形式。通过规划和纲要,政府对未来教育发展的目标和将要开展的工作向民众公开,并接受民众监督。如果这些政府承诺如期达到,则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将会强化,反之就会销蚀相互间的信任度,长此以往甚至会使信任关系破裂。在国际上,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成为衡量一国公共教育努力程度的重要指标。1993年2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即GDP)的比例二十世纪末(即2000年)达到4%。4%的目标是学者们参照国际标准科学测算出来的,应该能够达到,但事实是这一目标却始终未能达成。2009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历年来最高水平(3.59%),但这与《纲要》规定的目标仍然相差0.41个百分点。[9]为了实现4%的政府承诺,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再一次明确提出4%的目标2012年必须达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一目标终于在2012年达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好不容易给了人民一个交代,可是民众却并不认可,甚至产生了疑虑。首先,4%的目标长期不能实现,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还是政府不重视呢?其次,2012年真的实现了4%的目标了吗?民众产生这样的疑虑和困惑,正是由于政府长期不能兑现承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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